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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憶里的孤獨掙扎”

　　在“9·11”發生后的幾天里，阿迪夜不成眠，只能徹夜點燈驅趕恐懼。

　　“我懼怕黑夜來臨，好像整個世界要吞噬我，‘9·11’之前我從未有此感受。”第一個禮拜，夜不能寐的阿迪只能給父母打電話哭訴，像孩子一樣。

　　“所有的畫面都清晰地刻在我的腦海里，它們像惡魔常常將我帶回那場災難中。”阿迪不敢看電視、讀報紙，他害怕看到任何關于“9·11”的報道。有一次，阿迪駕車前往馬里蘭參加高中同學聚會，經過機場時，恰巧一架飛機著陸，刺耳的轟鳴聲，讓他失聲痛哭。

　　在巨大的精神壓力下，阿迪不得不向醫生求助。他被診

　　斷患有“創傷后壓力癥候群”。每當阿迪走出世貿中心廣場附近的地鐵站，縈繞不散的煙塵味，清理廢墟的機器轟隆聲，都讓他神經緊繃。2001年11月，阿迪不堪折磨，向服務了13年的公司遞請辭呈。

　　2002年，阿迪將自己的經歷撰寫成腳本，并在洛杉磯上演了自己的獨角戲———《9月的那一天》。這段表演生涯，是阿迪感到最充實的日子。“這一切是為了紀念那些在我眼前罹難的人，我要讓這些記憶永遠鮮活。”

　　但阿迪的表演并未引起主流媒體的關注，甚至有人批判他借用“9·11”盈利。“仿佛這個城市已經準備好走出傷痛，繼續前行，而我仍在記憶里孤獨掙扎。”

　　“被遺忘的大多數”

　　2003年9月，阿迪離開生活了26年的紐約市，搬到賓夕法尼亞州的蘭開斯特郊區，住在父母居所附近。

　　“我一直以為紐約是我了此余生的地方，從未料想自己會離開。”阿迪對搬離紐約深感內疚，“就像在逃避，但‘9·11’讓我意識到和家人在一起時多么重要。雖然我已經50多歲，但現在的我更需要父母給的安全感。”

　　初至蘭開斯特，阿迪一無所有，從頭開始租房子，找工作，“期待自己的新生”。然而，在這個只有6萬人的小城市里，阿迪幾乎沒有社交活動，工作之余仍是將自己關在他所謂的“洞穴”里看電視。即使被同事“哄騙”出來聚會，也只是靜坐著發呆。

　　幾年來，阿迪的家人一直在幫助他恢復生活信心。“既然‘9·11’讓人如此痛苦不堪，就當我已經在那天死去，現在的我要和家人一起，重新生活。”兩年前，阿迪開始參加匿名戒酒協會，與其他人分享自己的人生經歷，這成為他解開心結最好的方式。

　　2011年4月，阿迪在父母和妹妹的陪伴下，重返紐約市。

　　“那是我生命邁出的一大步。8年前，當人們還在修復這個城市時，我懦弱地逃走了，是時候掀起生命的新篇章了。”仰望著復建中的世貿中心，阿迪一時心緒萬千。“一直以來，‘9·11’都在決定我的生活，但事實上，這段經歷只是我生命的一部分，而非全部，我們都該重新前行。”

　　“我們是被遺忘的大多數。”阿迪覺得，眾多的“9·11”親歷者并未被政府和社會視作災難的受害者，“一些人仍在痛苦掙扎，比我更加嚴重，但人們卻不記得我們的痛苦。”（馮中豪）

　　我想‘9·11’將美國變成了一個更加現實的國家。

　　——魯道夫·朱利亞尼，1994年至2001年任紐約市市長

　　面對發生的一切，所有人都很渺小。每個人都盡其所能去應對，不要陷入絕望和恐懼。

　　——攝影記者詹姆斯·納徹威　

　　我的哥哥吉米也是消防隊員，他在‘9·11’中遇難，我一直跟隨他的腳步，我知道自己再也快樂不起來了。

　　——湯米·里奇，紐約市消防局隊員

　　這些經歷讓我對政治、種族、信仰的認識都發生了改變，我現在活下去的方式是努力讓人們有生存、自由和追尋快樂的權利。

　　——詹姆斯·伊，美軍穆斯林隨軍牧師

　　當本·拉登被擊斃的消息傳出時，那些年輕人為此歡慶，但我并未覺得很高興，因為我們仍然無法徹底解決那個惡魔帶給我們的一切。

　　——喬治·帕塔基，1995年至2006任紐約州州長

　　我看見那座摩天大樓朝我倒過來，我只能沖進一輛消防車，等待建筑殘骸將我淹沒，然后死去。

　　——戈登·那迪特，電影《華氏9·11》制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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