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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言廢除“嫖宿幼女罪”，并不是簡單地一廢了之，而是讓“嫖宿幼女”首先回歸到侵害公民人身權的類罪中來。

　　“嫖宿幼女罪”在1997年頂著巨大爭議寫入刑法，成為“妨礙社會管理秩序罪”中的單獨罪名。無論是從文本、語義還是從刑法體系來理解，都能看到立法者所傳遞的關鍵信息：之所以要刑責“嫖宿幼女”，主要不是因為這一行為侵害了幼女的人身權利，而是因為這一行為妨礙了社會管理秩序。

　　基于社會管理，而不是基于保障人權所設立的“嫖宿幼女罪”，讓那些覬覦幼女的嫖客們在很大程度上獲得了法律上的心理安全感。他們會把這種行為想當然地作為“嫖娼”——在中國的社會語境中，嫖娼只是違法而非犯罪。和強奸不同，對嫖娼的打擊普遍存在“選擇性處罰”。“嫖宿幼女罪”事實上未能預防此類犯罪的多發，跟“嫖宿幼女罪”的定性、歸屬與懲罰當有著緊密的聯系。

　　所以建言廢除“嫖宿幼女罪”，并不是簡單地一廢了之，而是讓“嫖宿幼女”首先回歸到侵害公民人身權的類罪中來。應拋棄將受害幼女等同于賣淫女的歧視性思維。哪怕現實中確實存在“雛妓”，她們的人身權利也同樣應得到尊重，也應得到法律的保護。

　　將嫖宿幼女行為視同強奸，并不妨礙在強奸罪內，區分出不同的量刑情節。如確實不知對方為幼女而“嫖宿”的，可按強奸罪定罪量刑；對明知對方為幼女而“嫖宿”的，則按強奸罪加重處罰。實現“罪刑相適應”，不一定非得另立新罪，更不能不顧“嫖宿幼女”侵犯受害者人身權利的性質，將之歸屬于其他類罪中去。

　　有“嫖宿幼女罪”的支持者以“不少女童都有早熟的外表”，來作為維系這一罪名的理由。應當承認，有些十二、十三歲的女孩可能已擁有成熟女性的外表，但從整個社會來看，這仍是特例。

　　在年齡問題上，假設有數據證實幼女的年齡界線已經受到沖擊，亦可以討論幼女的年齡界線。但在此之前，以未滿14周歲作為判斷女性是否具有性同意能力的標準，最具可操作性，同時也兼具了客觀性和科學性。這也是各國在保護幼女的公共政策選擇上最為常見的做法。

　　現在看來，支持“嫖宿幼女罪”的理由并不充分，也無法在理論上和價值導向上自圓其說。而將“嫖宿幼女”行為歸入強奸罪，有利于傳遞正確的立法導向，同時也有利于統一司法適用，且并不妨礙區分不同情節實現罪刑相適應。（王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