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道就不能從公益機構走款嗎？

　　還在他的捐贈早期，一次某慈善分會求助于他，說需要20萬幫助貧困學生上大學。一年3000多元的學費，這筆錢大約可以資助60多人。甘金華解囊了，事后卻沒有回音。他找分會詢問，對方只答捐助了60人，卻無賬目明細，既沒有證據說20萬元都到了學生手上，也沒有證據說20萬元沒到學生手上，甘金華如鯁在喉。

　　同樣以助學的名義，他捐了12萬給一個貧困鄉鎮。后來聽朋友說，只有3萬元花到了孩子身上，剩下的9萬元，變成了停在鎮政府的一臺桑塔納轎車。

　　甘金華說，這種事情不算多，但有了一件就足夠傷心，還是自己親歷親為最放心，雖然這樣做慈善，成本高、人也累，但錢花在哪里心里有數。

　　慈善體制應如金魚缸般透明

　　甘金華自言沒多少理論水平，但對民政部救災司前任司長王振耀的觀點非常認同。王振耀曾說，慈善一定要是平民慈善，大家都來做，而前提是，慈善行為要像金魚缸一樣透明。

　　甘金華作為名人，曝光率相當高，因素之一便是“一個人不可承受之重”。近10年來，他的企業運作平穩，每年的捐贈款項預算在200萬元左右。隨著名聲日起，甘金華最近兩三年的捐助都接近600萬元，不僅捐錢，還有人找上門來求職、辦事……。

　　“我再有能耐，一個人也應付不來啊，慈善應當很多人來做。美國人均月慈善捐款99美元，而我們，人均年捐款還不到1美元，我曝光多一點，或許可以帶動更多的人，比如吳天祥，他帶動了我們，力量就更大一些。”

　　甘金華六年之內兩次呼吁慈善立法，他希望能有一個如金魚缸一樣透明的慈善體制，來給像他這樣的慈善人減負，也給更多愿意做慈善的百姓以信心。

　　一部“研究”了9年的法律

　　與甘金華的個體經歷相呼應，是近兩年國內慈善屢成熱點。“郭美美”之后，2010年，中國扶貧基金會募款只有上年的80%，中國紅十字會則只有上年的三分之一，深圳、佛山等地紅十字會收到的社會捐款幾乎為零。

　　政協委員楊瀾在今年兩會上說，實際上，民間慈善踴躍度很高，捐贈總額已兩度超2000億元，非盈利社會組織已超過45萬家，專業從業人員達600多萬人，志愿服務人數數以億計，但這么大的一項事業卻沒有一部系統的法律規范。

　　“慈善立法”似乎迫在眉睫。

　　但是，“慈善立法”卻不是新鮮名詞。

　　比甘金華更早，慈善立法于2004年便成為一個全國性詞匯。2005年起，每年兩會都有代表委員呼吁慈善立法。當年，民政部正式啟動了慈善立法工作。2007年，有官員稱，《慈善法》已被列入了人大的立法規劃和國務院的立法規劃。

　　自2006年—2010年，慈善立法連續五年被列為國務院立法工作計劃中“需要抓緊研究、待條件成熟時提出的立法項目”之一。2009年，“慈善事業法”被列為七件預備項目之一，當年9月，官員稱《慈善法》起草完畢，進入到立法程序。

　　2010年，“慈善事業法”再被列為預備項目，2012年，全國人大赴各地調研，為新法出臺做準備。

　　慈善立法究竟有什么內容？

　　國務院法制辦曾有官員解釋，至少應當有三方面突破：1，慈善組織的登記管理。2，慈善組織的稅收優惠和權利保障，3，在慈善領域引入競爭和效益機制——它解決的是慈善環境的本質問題，幾乎接近國外完善的慈善運作機制。

　　慈善立法為何這么難？

　　今年四月，全國人大專赴武漢調研慈善立法一事，武漢市慈善總會常務秘書長黃沙利是當時的與會者之一。做了多年的慈善工作，以她的理解，慈善立法，不是不為，是太難了。

　　首先是政企分開的問題。比如慈善會，從中央到地方，既是政府下轄的一個管理部門，又是慈善服務的一個中介組織，又是教練員，又是裁判員，角色如何定位？假如機構剝離，全國慈善工作部門，公務員及事業單位人數編制數以十萬計，難度可想而知。

　　再則涉及到管理體制。目前主要的一些慈善性質部門，如慈善會，紅十字會，殘聯、青基會等，都是中央到地方，分屬不同系統，這些如何調并？

　　還有利益受損的問題，如稅務，如果組織可自愿申報，也都能減稅，對稅務收入自然是減法。而賬務公開的問題，怎么也跑不到政務公開前頭吧？

　　不過，黃沙利說，慈善立法是大勢所趨，只是快慢問題，每年全國兩會都有相關建議。去年，民政部已經放開了民間慈善組織的注冊。如今，深圳、上海、江蘇、浙江等地都提前嘗試了地方立法，全國性的慈善立法，應當不會遠了。

　　去年12月，臨近年末，甘金華（右）照例趕回老家新洲汪集吳河村，給家庭最困難的20個孩子送去2萬元資助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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