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職高專教材市場亂象:出版商如同藥販子漫畫：CFP供圖

　　“教材封面換皮、內容粗制濫造等亂象只是表面現象，背后的問題是，包括出版規劃、編審會、編委會在內的很多關鍵要素都是山寨的。”一位業內資深人士向記者透露說：“高職高專教材的出版發行市場確實存在不少問題。”

　　去年8月14日本報刊發《高職高專教材出版發行市場亂象叢生》報道后，受到了中央領導同志的高度重視和社會的廣泛關注。幾個月來，本報記者繼續深入追蹤調查這一領域的相關現狀，又有了更多的了解和發現。

　　封面上“規劃教材”字樣是忽悠人的噱頭

　　北京一家文化有限公司主辦的“某教材網”，匯集了交通、財經、理工類出版社出版的高職高專教材436種，涵蓋了公共基礎課與專業課。“某世紀高職高專精品教材”、“面向‘十二五’某規劃新教材”、“某科版‘十一五’高職高專護理教材”、“‘十二五’某教育規劃”等各類“規劃教材”的字樣躍然紙上。

　　在某理工出版社出版的教材封面上，醒目地打著“某世紀高職高專計算機基礎教育系列規劃教材”、“某級精品課程配套教材”、“高職高專某教職委優秀教材”、“首批國家示范性高等職業院校某成果”等標志。

　　位于北京的中國某出版社出版的教材上，則標注了“某某公共素質教育規劃教材”、“某某飯店服務與管理專業規劃教材”。

　　中部某出版社面向高職高專出版的《工程力學》教材，自我標志為“十二五”某規劃教材。可本報記者發現，在教育部高教司與全國高等學校教學研究中心主辦的全國普通高等教育教材網公布的《工程力學》規劃教材中，這家出版社與其出版的教材并沒有列入其中。

　　針對高職高專林林總總的“規劃教材”，本報記者向教育部有關負責人進行了求證。這位負責人明確地說：“教育部根本沒有立項、審批這些教材規劃。部分出版社自己忽悠人，什么都隨便寫。”

　　據透露，教育部立項、批復的“十一五”規劃教材都會在封面顯著位置標注“教育部‘十一五’規劃教材”等字樣。那么，一些出版社為了標榜自己出版教材內容的規范性與項目建設層次，吸引高職高專老師的眼球，往往也冠上“某某‘十一五’規劃教材”、“某某改革創新教材”、“某某實驗教材”等。

　　以市場上非常流行的某“精品教材”為例，部分出版社與高職高專的說法是，國家示范性高職高專項目建設驗收中有多少門精品課程的指標，高職高專為了創“示范”不出版不行。教育部有關負責人說，評審國家示范性高職院校中并沒有這一條，只是要求高職高專須具有一流的教師隊伍、教學內容、教學方法、教學管理與教材等。

　　“很明顯部分出版社與高職高專偷梁換柱，爭相運作出版精品教材成為一個賣點。”業內資深人士說，“一本精品教材組織教師分頭編寫章節只需三五個月就可以完成，出版周期短，市場見效快。”

　　“了解情況的人就知道這些‘規劃教材’是冒牌貨，不知情的人還以為這就是國家規劃教材。實際上，根本沒有經過誰的審批。”教育部有關負責人說。

　　一些“編審委員會”、“編輯委員會”未經國家有關部門備案

　　據中國青年報記者調查，京城一家規模與實力不大的出版社就設立有兩個“規劃教材編審委員會”，涵蓋各類人員75名。某大學出版社兩個高職高專專業實踐課程體系主創團隊，擔綱總策劃的是出版社分管社領導，既聘請總顧問，又聘請教職委顧問，還聘請行業、企業與產品顧問。

　　教育部有關負責人說：“教育部目前只批準成立了全國中小學教材審定委員會和全國中等職業教育教材審定委員會。除此之外，其他的‘編審委員會’、‘編輯委員會’都沒有經國家有關部門備案批準。”

　　據業內資深人士介紹，一些高職高專教材的“編審委員會”、“編輯委員會”都是為了占領市場而設立的，拉名人、專家當顧問或主任，有的可能發揮一點作用，有的一點作用都不發揮，只是掛名而已。有的出版社為了打通關系，隨時用公文包拎著成捆現金。

　　知情者向本報記者透露，某省在一次執法活動中查獲4000萬碼洋的非法出版物，其中高職高專教材所占比例較大，背后是錯綜復雜的利益關系。

　　“實際上，很多是書商打著出版社的名義在操盤。”資深人士表示，按理說很多高職高專教材只能是具有一定資質的出版社出版，現在一些書商紛紛與出版社合作，市場、投入都是由書商自己干，然后給出版社交一筆管理費了事。

　　至于書商的人員結構，很多都是學校或出版行業中一些有“經濟頭腦”的人跳出來，輕車熟路地闖高職高專教材市場。他們比原來在學校或出版社掙得更多，也是導致高職高專教材出版發行市場亂象叢生的主要“禍根”。

　　商業利益居上 社會公益向下

　　據業內資深人士介紹，相對于機械工業出版社、電子工業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衛生出版社等出版專業教材的大出版社來說，很多大學出版社是改革開放以后才成立的，人員、規模不大，實力較弱。

　　同時，在各大學出版社中，處境最好的當數師范類出版社，因其出版中小學各類教輔書籍市場大，日子好過些；理工類出版社因其出版書籍的專業范圍窄，受眾少，處境較差。

　　2000年之前，國內出版社嚴格執行出版分工，即理工類的出版社只能出版理工類教材，不能出版文科類的教材。比如，高職高專教材中的醫藥類放在人民衛生出版社出版，就有一定的市場與社會認可度；若放到理工出版社出版，人家根本不敢信任與選用。

　　2000年以后出版范圍放開了，再加上國家大力發展職業教育，出版社紛紛上馬高職高專教材項目。北京某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就是由一家出版社駐全國各省區辦事處聯合投資的，以研發、推廣高職高專實踐課程體系為主要發展方向。北京另一家文化發展有限公司則是在某出版社圖書中心基礎上成立的。

　　兩家出版社在描繪自己的市場盈利與處境時說：“高職高專教材市場全年銷售碼洋還抵不上一座樓盤的利潤。”有一家中等規模出版社的負責人則透露，高職高專教材一年給社里帶來的碼洋達到1億多元，成為全社上下的“頂梁柱”。

　　據某出版社調查發現，高職高專教材的年換版率約為26%，哪家出版社給的好處多，高職高專就選用哪家出版社的教材。某職業院校校長在同出版社合作出版500本教材時，就提出由學校資助出版社4.2萬元，其中1萬元需要返還學校給個別人發放獎金。

　　針對目前高職高專教材出版發行市場的種種怪現象，教育部有關負責人指出，“教材是一種具有社會公益事業性質的特殊文化產品，絕對不允許也不能按商業暴利的思維來操作出版。國家將建立相關機制體制，整治當前這種亂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