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央紀委二次全會成為社會各界觀察未來5年反腐新格局的窗口。

　　1月2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紀委二次全會上強調，要加強對權力運行的制約和監督，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懲戒機制、不能腐的防范機制、不易腐的保障機制。

　　林林總總的解讀和剖析中，出鏡率最高的莫過于習近平總書記說的“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這句話。

　　“如果反腐敗或者廉政建設制度存在致命的缺陷，那就是個千瘡百孔的籠子，老虎很容易跑出來傷人。”中央黨校教授林喆在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采訪時說，要關住權力，那么，這個籠子必須是結實的、科學的、有效的。

　　現有的制度本身就充滿了可鉆的空子

　　江西省原副省長胡長清落馬后，在反思自己的腐敗原因時曾說，當時“組織的管理和監督對我而言，如同是牛欄關貓，進出自由”。

　　這樣的制度顯然關不住權力。

　　制度反腐專家、湖南商學院副校長王明高教授認為，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制度反腐提速，但是效果不佳，原因就在制度設計不科學，制度本身充滿了可鉆的“空子”，加上執行沒有剛性，使很多制度變成一紙空文。

　　領導干部的年終考核制度，就是被林喆屢屢提及的一個有漏洞的“籠子”。

　　“領導在上面講，群眾在下面聽，聽完就打個分。”林喆說，分數和結果也不公示，干部們現在對考核一點都不擔心，覺得年年都可以混過去，走形式而已。

　　林喆表示，這樣的安排缺少最關鍵的質詢環節，沒人提問，沒人質疑，就發現不了問題，制度就成了擺設。

　　2010年，廣東省湛江市紀委召開縣(區)委書記述職述廉會議，10位書記上臺匯報，會議全程被網絡、電視直播，并且，在互動環節接受代表質詢。

　　當時，林喆受邀進行點評。一位書記在講到工作成績時，提到曾動遷了一個村，林喆問他在此之前有沒有組織過聽證。“他環顧左右，很顯然沒有做過聽證。”林喆回憶說，現場投票時，這位書記的述職沒有被通過。

　　“所以，一定要有質詢環節。”林喆表示，在這個過程中，大家你一言我一語，才能暴露出一些問題來，同時也給那些受懷疑的干部解釋的機會。可現在的問題是，干部們表功之后，就投票；至于得多少分、及格還是不及格，其他人一概不知。

　　林喆認為，現在的考核屬于“半截民主”。只有投票，沒有質詢，不公開投票結果，實際上就是名不副實的民意考核。

　　科學反腐制度的核心在于官員家庭財產申報制

　　王明高認為，人是腐敗的主體，權力則是腐敗的載體，利益永遠是腐敗的終極目的，“任何遏制腐敗、懲治腐敗的措施都是圍繞這三者展開的”。王明高教授把反腐路徑大致概括為清官反腐、重典反腐、運動反腐、制度反腐四類。

　　“清官反腐的實質是理想的人治期待，不可能真正帶來政治的清明和社會的公正。”王明高說，重典反腐則缺乏法律的普適性、公平性，不徹底、不嚴密，也不可行。

　　上世紀以來，全世界至少有96個國家先后掀起規模不等的反腐敗運動，如意大利的“凈手運動”、韓國的“庶政刷新運動”等。

　　“運動反腐無法保證反腐的穩定性和長期性，反腐‘過頭’與反腐‘無力’并存。”王明高表示，這種事后打擊的方式疏于事前防范，使得反腐事倍功半。

　　“科學反腐制度應該是一張沒有漏洞的魚網。”王明高說，這個體系里的各項具體制度能配合默契，才能疏而不漏。

　　在他的設計里，科學的反腐制度應該包括官員家庭財產申報制度、金融實名制度、遺產稅和贈與稅制度、公民信用保障號碼制度、反腐敗國際合作制度五項主要內容。

　　其中，官員家庭財產申報制度，即有關家庭申報、登記、公布財產的制度，被視為科學反腐制度體系的核心內容，也是體現“終端治腐”理念的一項重要措施。

　　目前，全國有16個市縣試行官員財產公開，但財產公開主要針對新提拔干部，而且多在內網或內部公示，公開的對象和范圍有限，這些都使得現行官員財產申報制度備受質疑。

　　除了公開范圍的大小未有定論，王明高認為，實行這一制度的現實難題在于，我國目前還沒有公開、統一的公民信用保障系統，個人資信難以查實。

　　他表示，必須先建立公民信用保障號碼制度，落實金融實名制，才能讓官員家庭財產申報制落到實處。

　　林喆的建議是先在一定范圍內試行同級公示。如處級干部在處級范圍內公示，省部級干部可在“兩會”期間公示。她認為，同級收入差不多，機會也差不多，還存在競爭關系，這種公示容易發現問題。

　　好的制度要上升為法律

　　“好的制度要上升為法律。”王明高說，這樣才能使制度具有權威性和普遍效力。但現在，反腐敗工作沒有一部統一的綱領性法律。

　　中央編譯局當代馬克思主義研究所所長何增科也認為，公職人員財產申報、公職人員利益沖突、舉報人和證人保護等一系列制度都應該有序推進，行之有效的制度應該上升為法律。

　　實際上，我國現行防治腐敗的法律法規種類繁多，各種法律、規章制度多達1200余件。只是這些法律法規與規章制度間沒有統一的規范要求，很多規章、制度缺乏科學論證，制度與制度之間互相抵觸、互相矛盾、缺乏系統性。另一方面，各反腐機構之間職能重疊，對一些具體法律條款解釋不一，嚴重削弱了法律的嚴肅性和權威性。

　　王明高舉例說，現有刑法既沒有對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在廉潔自律方面的法律責任和義務作出特殊規定，對腐敗犯罪的懲處又明顯低于一般的盜竊犯罪，沒有貫徹罪刑相適的原則，難以起到應有的懲戒和威懾作用。

　　據不完全統計，世界上有30多個國家對貪污賄賂腐敗犯罪專門立法，如新加坡的《防止腐敗法》和《沒收貪污所得利益法》、韓國的《腐敗防止法》與《反腐敗法》，以及英國的《反腐敗法》，共計100余部法案。

　　王明高表示，反腐敗法的內容應包括諸如金融實名制度、官員家庭財產申報制度等一系列科學的反腐敗制度。這些科學、先進的反腐敗制度在反腐領域最具權威性立法的框架之內，將融合為一整套相互配合、相互補充、共同作用的反腐敗的系統措施與方法。

　　“這部法律還可以協調各反腐敗機構的關系，指導反腐敗立法，解決反腐敗機構職能交叉重疊、反腐敗法律互不統屬、同一案件參照法律自由度較大等問題。”王明高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