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地產的產業鏈有多長，權錢交易的食物鏈就有多長”

　　《環球人物》雜志記者 | 黃瀅

　　房價的飆升，讓房產本身具有了較大的經濟價值和升值空間，也讓許多人不惜使用違法、違規手段獲取房產。長期以來，我國房地產領域普遍存在權力深度介入、權力尋租現象，建設部原部長汪光燾曾直言不諱地指出，“房地產領域的官商勾結、權錢交易問題相當嚴重”。也有專家直言，當“房”和“腐”掛上鉤，中國人的買房情結將成為一場巨大的劫難。

　　“房結”根深蒂固

　　對大多數中國人而言，奮斗一輩子的最重要主題就是買房。從古至今，概莫能外。從公元760年，杜甫借《茅屋為秋風所破歌》疾呼“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到如今年輕人將父母的老本、自己的家底毫無保留地“貢獻”給中國房地產事業，中國人的買房熱情從未降溫。

　　經濟學家吳曉波曾撰文《中國人的買房情結》，提到自己多年前到安徽農村搞田野調查時，看到無數高檐大宅時的所思所想：那些曾在淮揚一帶聲名赫赫的鹽商、茶商為何不將錢拿去擴大再生產，偏要回到偏僻的老家，蓋這些中看不中用的大宅子，或是買一大塊產出效率很低的紅壤地？吳曉波并不贊同從“葉落歸根”、“顯耀鄉里”的角度作出解釋，反而認為“商人是沒國界的，只要有錢賺，連國家都未必認，何況鄉里了”。

　　“司馬遷把‘富裕’分成3種，本富、末富和奸富，本富就是靠農田致富，末富就是以工商致富……他說，‘去就與時俯仰，獲其贏利，以末致財，用本守之’，用今天的話說，就是跑到商海中盡情撲騰，大把賺錢，再回頭去買房子和田地，用房子和田地把賺來的錢牢牢守住。”吳曉波認為，中國的治國者是全世界智商最高的人，他們最早明白工商業比農業更能斂聚財富，早早便將這些產業收歸國有。在這樣的環境下，那些在工商業中賺了錢便轉身購買土地、房產的人，為的就是“以末致財，用本守之”。他由此提出，“在千年中國，土地其實不是由泥巴構成的，它是一種‘類貨幣’，是資產階層逃避政府力量的一個避險性工具”。而這應該就是中國人偏愛土地和房產的傳統社會文化因素。

　　時至今日，中國房價之所以日見攀高，一方面是因為大量工商業資本洶涌進入房地產業，靠炒房迅速實現資本增值，更多人又在投機及從眾心理的影響下，對投資房產趨之若鶩。另一方面，隨著物價不斷攀升，老百姓開始考慮，如何才能確保自己口袋里的錢不貶值。在高房價的帶動下，買房成了老百姓資本保值的首選方式。

　　雖然同為投資對象，在過去6年里，中國的樓市與股市卻呈現出截然相反的走勢。自2007年后，中國股市從6124.04點一路下滑，在剛剛過去的2012年，滬指最高點數僅為2478.34點。反觀樓市，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2007年全國商品房均價為每平方米3864元，雖然在2008年出現不足2%的下滑，卻在股市最慘淡的2009年實現了23.18%的漲幅，達到每平方米4681元，接下來3年更是一路上揚至每平方米5791元。僅以北京為例，二環邊每平方米的房價已由2007年的約1萬元上漲至四五萬元，也就是說，如果你有50萬元，扔到股市里，可能瞬間蒸發，拿來買房卻能翻好幾倍。

　　對比當下大熱的藝術品投資、玉石投資等，房產投資的含金量也很高。雖然藝術品與玉石的稀缺性及不可再生性使其保值功能不俗，可投資者鑒別能力及變現能力的缺失，卻可能使投資回報大打折扣。相比而言，炒房不需要具備什么專業素養，也不愁賣不出去。

　　涉房腐敗形式多樣

　　2009年12月，時任國家統計局副局長賀鏗在接受采訪時表示，作為副部級官員，如果僅靠工資，自己也買不起房。3年后，有記者再次問起這個問題，他的回答是：“仍然買不起！”話雖如此，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卻是，房地產領域確實已成為官員腐敗的重災區。一名長期從事反腐工作的辦案人員說，“房地產的產業鏈有多長，權錢交易的食物鏈就有多長”，而龔愛愛事件的曝光，則讓涉房腐敗利益鏈條逐漸顯露。

　　從全國各地已披露的案例中不難發現，北上廣等一線城市正成為官員和房產商進行權錢交易的集散地。

　　在已“蓋棺論定”的落馬官員中，和炒房關聯最密切的當屬上海市浦東新區原副區長康慧軍。因為長期掌握土地交易大權，康慧軍被稱為“炒房區長”。2007年，上海市紀委在對局級以上公職人員住房情況進行普查時發現，康慧軍所住的陸家嘴“仁恒濱江園”一套320多平方米的住房，市場售價近千萬元，康的申報價格卻只有270多萬元。紀委進一步調查后得知，早在康慧軍擔任陸家嘴集團總經理時，就曾多次利用職務便利，為上海仁恒房地產有限公司獲取浦東世紀大道多個地塊的土地使用權提供幫助。官員想要房產，自然就會有開發商投其所好。作為“回報”，仁恒公司將一套144平方米的房子以1999年每平方米8300元的價錢賣給康慧軍，總價僅需119萬元。隨著房價迅速攀升，康慧軍又看中了該公司新開發的一套320多平方米的精裝樣板房，公司方面又僅以1999年的同樣價格(8300元每平方米)賣給了他。就這樣，康慧軍以270余萬元的總價拿下市價近千萬元的豪宅。類似的交易，對康慧軍來說顯然是家常便飯，截至案發時，他和妻兒名下的房產多達14處。最終，康慧軍因受賄罪及巨額財產不明罪，被判處無期徒刑。

　　青島遠洋運輸有限公司前副總經理宋軍的“手段”與康慧軍又不相同。2006年10月至2008年6月間，他利用職務便利貪污人民幣4620萬元，并用其中3500多萬元在北京、天津、青島等地購買了37套房產。這其中的大部分，是價值數百萬元的高檔住宅。他甚至還在北京石景山的某寫字樓項目一次購買了25套房。

　　在一些二、三線城市，公務員和公職人員通過拆遷先低價得房，再高價賣出獲利，也已是公開的秘密。

　　2009年曝光的溫州官員低價購房事件，就是一個典型標本。2004年至2005年間，溫州市實行大規模舊城改建，舊城改建指揮部未經審批，以“暫定價”的形式，將拆遷安置后多余的房源銷售給一批干部及其他人。指揮部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員在接受采訪時說：好房留給官員，“就是為了開綠燈，這是潛規則”，因為如此一來，工程才會在各方面得到方便。

　　另一種涉房腐敗模式叫“直改名”。一位業內人士向記者介紹：“二手房交易，需要在房產證上改名字，但對于房產證都沒辦下來的新房，就不需要改房產證了，只要與開發商、房管部門關系好，簡單辦辦手續就行。”這位中介說，“假如你有親戚在房產公司工作，就可以通過內部渠道將新房通過合同約定的形式預留給你。你只需在房產證辦理前找到買家，向他收取一定的費用，再注銷原來的商品房買賣合同，將房轉到新的買家名下即可。”一位長期從事二手房買賣的中介告訴記者，這樣一進一出，有時“就能賺幾十萬元”。那些想通過房子獲取私利的公職人員，自然不會放過這個“空子”。2010年12月12日，浙江臺州市紀委就曾披露，臺州至少有800多套房源存在“直改名”問題，有40多名黨政干部、事業單位工作人員涉嫌參與“直改名”。那位業內人士說，臺州現在的情況“也不見得好到哪里去”，“只是更多地以親友的名義拿房源轉賣，更隱蔽了”。

　　還有一些城市，比如榆林、鄂爾多斯等，靠資源起家，以炒房聞名。為了炒房，一些人想方設法要辦理多重戶口，相關部門的公職人員也就成了他們的公關對象。王楠(化名)祖籍鄂爾多斯，現在北京工作。他告訴記者，家鄉人買房“有團購的喜好，一個人買了，就喜歡帶許多朋友去買”。限購政策出來之后，一個人辦理多個戶口在當地“蔚然成風”。王楠說，很多鄂爾多斯老板只要花上幾百、幾千元錢，就能弄到一個當地的戶口。

　　龔愛愛事件被曝光之后，一系列被查實有房產問題的問題官員再次引發人們的關注。廣東省番禺區城管分局政委、被稱為“房叔”的蔡彬被查擁有22套房產，隨后，蔡彬被停職、“雙規”；廣東省佛山市一街道原黨工委書記鄭年勝有7處房產，其中在順德的5處房產均屬當地高檔樓盤；原山西蒲縣煤炭局長郝鵬俊，在北京、海南等地有房產35處……隨著官員房產問題的曝光，多地“官員拋售房產”的消息也不斷傳出。

　　制度設計須完善

　　涉房腐敗頻發，相關部門也早就意識到其嚴重性。2010年1月，中共第十七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會議公報就指出，要認真落實并抓緊完善黨員領導干部報告個人有關事項制度，把住房、投資、配偶子女從業等情況列入報告內容。但在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廉政研究室主任程文浩看來，距離這一問題的徹底解決，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龔愛愛事件的爆發，就再次說明了涉房腐敗的嚴重性，也表明“我國在社會管理、身份管理體系上還存在較大漏洞，容易為人所乘”。

　　“杜絕涉房腐敗，當務之急是進行全國房產登記信息聯網，消除因地域分割而造成的信息不對稱，提高發現違規行為的幾率。”程文浩認為，由于全國住房信息尚未聯網，個人在外地的房產無法在本地系統上查詢到，這就為個別官員隱瞞財產提供了可乘之機。同時，龔愛愛之所以能辦理多個戶口并規避限購政策，也是因為住房登記信息未與公安系統的信息聯網，若能將銀行、財政、稅務、公安等系統的信息統一到一個平臺上，并在可能的情況下對中國住房情況進行一次全面普查，將開發商、土地、房產、交易等各方面的信息都告知公眾，不僅能大大改善房地產市場的調控情況，像“房叔”、“房姐”這樣刺激大家神經的事也會大幅減少。

　　住建部早就開始了這方面的嘗試。2010年6月，住建部推進城市個人住房信息系統的建設，希望能借此對聯網城市的房地產交易、個人住房產權信息變更等進行實時監控，并要求全國40個重點城市在2012年6月底之前與之聯網，但期限過后便無下文。住房信息聯網一再推遲，繼續推進265個地級市聯網也只是一個規劃，短期內還沒有一個確定的落地完成時間。

　　還有不少人擔心，住房信息的聯網會導致個人隱私的泄露。針對這一問題，日前，福建漳州、江蘇鹽城等地已經加緊出臺了房屋權屬登記信息查詢暫行辦法，對輸入人名查詢名下有多少套房的“以人查房”方式作出專門約束。不少媒體和網友質疑，這一措施的出臺，無疑是“將涉房腐敗塞進保護傘”，“讓‘房姐’、‘房叔’吃下定心丸”。考慮雙方意見，程文浩提出，本地的房產信息可首先對紀委等監督部門公開，接受查詢，待條件成熟后再考慮官員房產公示等問題。

　　制度設計的完善，對杜絕涉房腐敗而言更為重要。程文浩提出，龔愛愛事件中，戶口的遷出、遷入之所以能如此容易，顯然是因為公安部門對基層派出所使用準遷證缺乏監督和控制。制度設計不嚴密、運作者素質不過關、監管把關者彼此缺乏監管等因素，讓戶籍制度形同虛設。此外，個人征信系統貸款記錄相對滯后，為騙貸者提供了1至3個月的真空期；條例中有關家庭成員的界定也不夠細化，容易被“房姐”、“房叔”利用。

　　正如一些媒體評論的，官員名下的房產，是一張測試其廉潔與否的“試紙”。如何才能真正遏制涉房腐敗，不讓它一再刺激公眾的神經，或許是我們需要持續思索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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