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知識產權局局長田力普（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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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利申請量達到世界第一的中國，距離創新性國家還有多遠？為何我國迄今“缺位”諾貝爾科技類獎？華為中興遭遇美國知識產權指責怎么看？

　　全國政協委員、國家知識產權局局長田力普３日在京接受新華社記者專訪，就這些熱點話題進行了分析、闡述。

　　我國正處于“從模仿到創新”的轉型初期

　　記者：我國已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專利申請國，這意味著什么？

　　田力普：２００１年我國申請專利量就超過美國，２０１２年距離進一步拉大。去年全球申請了２１０多萬件新的專利，我國有約６５萬件，占３０％。

　　但申請數量大說明不了太多問題，體現創新能力和意識的核心是專利擁有量：首先要通過申請專利來獲得知識產權；其次是授權量，通過全球檢索、審查，顯示技術水平全球領先；還要實施，投產，獲得回報。

　　而我國的專利擁有量迄今只有８０萬，很少。從創新型國家目標的提出到加深認識再到開始投入，從過去的模仿到現在的創新，從專利的申請到專利的授權擁有、實施投產，都需要一個轉型過程，我們目前處于過程的初期。

　　記者：專利申請量第一，并不意味著我們擁有一流的創新力，一些專利被認為沒有技術含量和生產力。我們離真正的創新型國家還有多遠？

　　田力普：專利多、質量低，設計多、發明少，沒有技術含量——占全球３０％的專利申請量，是不是垃圾？有沒有價值？我的回答很簡單，對于一個企業來說，從他有第一件專利開始，哪怕是模仿別人的、低端的、發明度很低的大路貨，但只要稍有微一點點改進，就值得贊許。我們鼓勵一個從無到有的變化，有了第一件，才會去開發第二件，一下子成為“蘋果”可能嗎？

　　確實越來越多人在說，我國專利這么多卻根本算不上一個創新型國家。他們忘了這需要一個過程，我國提出到２０２０年進入創新型國家行列的目標，而從十六大提出創新型國家建設至今不過十年。

　　多重因素導致我國迄今無緣諾貝爾科技類獎

　　記者：我國作家莫言已經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那么，科技類的諾貝爾獎離我國有多遠？

　　田力普：我國至今沒人獲得諾貝爾科技獎，涉及多方面因素。一度以來，我國社會的思想文化、制度體制、大環境都是有利于模仿而不利于創新的。

　　近代以來，工業革命讓西方科學技術飛速發展，中國卻閉關自守，走向落后，核心人才、知識分子都在參加科舉考試博取功名，國家沒有建立鼓勵創新的法律體系、制度、環境……中國一步步從曾經的創新型國家走向模仿型國家。

　　在文化氛圍上，我們也缺少創新的精神，大家都學老師、學經典、學古人，不求與眾不同、不敢特立獨行。

　　如今，我們提出建設創新型國家，這是一場革命，革自己頭腦的命，從模仿、抄襲、借鑒，轉型到自己發明、創造、創意，這不是一個一蹴而就的過程，需要時間的積累和歷史的積淀。

　　因此，由于歷史、文化、時代、發展歷程和各種原因，導致我們迄今缺位諾貝爾科技獎。對此，我們既要有緊迫感，也不能急于求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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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對知識產權政治化

　　記者：近期，我國企業華為、中興在美國遭遇知識產權糾紛和調查，您怎么看？

　　田力普：知識產權是一種私權，我們反對知識產權政治化。出現知識產權糾紛，應該通過法治國家的法制手段，尋求司法途徑，讓企業之間自行解決。

　　華為、中興是全球領先的ＩＴ產業中的知識產權擁有者，是全球ＰＣＴ（專利合作條約）專利申請的主要的申請人。他們所擁有的知識產權，數量和質量不亞于任何一個西方國家的跨國企業。他們的經營也符合國際商業規則和各國安全規則。

　　美國用知識產權來制裁我國企業，有點可笑，反映出某些人的焦躁和不理性。希望他們盡早改變這種做法。

　　記者：發達國家正在力圖主導新一輪國際知識產權規則變革，將知識產權作為遏制中國發展的重要手段。為什么？我們如何應對？

　　田力普：西方對于中國的創新勢頭一直顯示出擔憂。近代以來都是發達國家以高投入、高回報，占據全球創新的制高點。因此，西方國家習慣于并希望中國一直處于產業鏈低端。當我們提出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想自己創新，占據技術、知識產權的制高點時，他們內心是焦慮的。

　　不難理解這樣的悖論：為什么中國過去沒有知識產權制度，沒有專利時，沒多少人指責，現在有這么多專利，反而有人說三道四了。因為知識產權背后的無形創造力，代表著西方的核心利益所在。

　　而我們的態度很明確，國際社會要致力于一個全面均衡的知識產權制度的變革和發展，使知識產權制度惠及全球各國人民，而非某個個別群體。人類的知識財富是全人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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