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家吳敬璉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說，以賺取土地差價推動的舊型城鎮化造成諸多問題。過去幾十年來，一些部門在這一造城運動中獲取的土地價差保守估計在30萬億元左右。未來新型城鎮化需要改革土地產權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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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經濟如何換擋前行——中外經濟學家縱論中國發展

　　高速發展30多年的中國經濟今天正顯露出穩步慢行的跡象。今后的中國經濟巨輪將面臨哪些挑戰與機遇，又將如何突破舊有障礙，成就怎樣的發展，在23日召開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來自國內外的多名經濟學家，共話中國經濟，縱論中國發展。

　　換擋：中國經濟增長的新特征

　　在過去30年間保持10%以上高增長的情況下，去年中國經濟增速回落至7.8%，未來增長將呈現怎樣的趨勢，引發中外人士的熱議。

　　“中國經濟在經歷30多年高增長之后，潛在增長率將會下降，將進入到一個中速增長階段。”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劉世錦發言說。

　　劉世錦認為，中國經濟增長已經步入轉換階段，在經過最近兩年7%-8%的潛在增長率后，將會穩步進入到6%-7%的中速水平。

　　“歐美日等發達經濟體仍將面臨增長乏力的問題，但我相信中國經濟增速仍可維持在7%的水平，但速度并不是第一位，還要看質量。”經濟學家約瑟夫·斯蒂格利茨稱。

　　盡管與過去幾十年相比，中國經濟可能會進入到一個相對較低的增長水平，但與會的經濟學家均認為，這樣的回落合乎規律。此外專家預計，到2020年中國經濟總量將極有可能接近或超過美國，人均收入水平也會接近或達到高收入國家門檻。

　　“到2020年，中國將成為全球最大的經濟體，同時也會成為全球最大貿易國家，會繼續持有全球最多的外匯儲備。”《金融時報》首席經濟評論員馬丁·沃爾夫發言指出。

　　新城鎮化：中國經濟的新機遇

　　與會人士認為，雖然中國經濟前景總體樂觀，但新形勢下仍將面臨諸多挑戰。如何把握好新機遇，考驗著政府的智慧。

　　“中國將面臨兩方面挑戰，一是如何保持宏觀經濟的穩定，防止經濟出現大起大落，二是如何發掘和用好新的增長點。”劉世錦稱。

　　美國蘭德公司總裁邁克爾·博斯金認為，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給各國財政安全提出預警，而中國必須吸取美國和歐洲此前的教訓，做到在財政支出方面更有約束，實現財政支出和收入之間的平衡。

　　經濟學家認為，地方政府換屆后固有的投資沖動、物價和資產價格反彈壓力、產能過剩問題、財政金融風險等將成為中國經濟今年不得不直面的挑戰。但與此同時，中國經濟也將面對新型城鎮化、產業結構改善、貿易結構調整等新機遇。

　　“現在我國城鎮常住人口中約有20%人群屬于非城鎮戶籍人口，城市化后，他們的消費將會增長30%左右，相當于6%的農民進了城。”劉世錦判斷。

　　經濟學家認為，隨著中國經濟的繼續發展，產業結構的升級也將隨之推進。“2010年我國的工業增加值率是23%，而同期日本是31.4%，美國是38.5%。如果通過產業的升級，中國達到日本和美國目前的水平，那么中國工業增加值率就有30%-70%的提升空間。”劉世錦稱。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對外經濟研究部副部長趙晉平認為，盡管外部環境依然嚴峻，但中國貿易結構正在發生良性改變。“東盟已經超過日本成為我國第三大貿易伙伴，新興市場的重要性正在提升。”

　　釋放改革紅利：中國經濟的新看點

　　經濟學家認為，如何尋找到新的增長點和發展動力，已成為中國經濟進入發展新階段后亟須解決的問題，而這就必須掃除發展的機制性障礙。如何以改革來破題發展，成為中國經濟的新看點。

　　“去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全面深化經濟體制改革，今年要做的事情就是深入研究全面深化改革的頂層設計和規劃，將明確提出改革的總體方案、路線圖和時間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敬璉說。

　　“任何一個成功經濟體的改革，都必須實現私營部門和公共部門之間的平衡。”約瑟夫·斯蒂格利茨認為，中國需要更快地從出口型經濟轉向消費型經濟，在這一轉型過程中，政府的作用會發生變化。政府不應再決定自己怎么做，而是幫企業怎么做。

　　“過去我們是鋪攤子，今后則是要上臺階。顯然上臺階對體制、機制和政策環境會有更高的要求，我們需要有聰明的政府和有效的市場，需要更加重視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而這正是中國下一步改革所要解決的核心問題。”劉世錦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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