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刑前的張高平。

服刑前的張輝。

　　2013年3月26日，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依法對張輝、張高平強奸再審案公開宣判，撤銷原審判決，宣告張輝、張高平無罪。

　　2003年5月19日，杭州市公安局西湖區分局接報，當日上午10時許在杭州市西湖區留下鎮留泗路東穆塢村路段水溝內發現一具女尸。經公安機關偵查，認定是安徽省歙縣張輝、張高平所為。

　　2004年2月，杭州市人民檢察院以張輝、張高平犯強奸罪向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公訴。2004年4月21日，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以強奸罪分別判處張輝死刑、張高平無期徒刑。2004年10月19日，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二審分別改判張輝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張高平有期徒刑十五年。

　　根據張輝之父張高發(張高平之哥)的申訴，2012年2月27日，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對該案立案復查后，另行組成合議庭調閱案卷、查看審訊錄像，認真調查核實有關證據。為進一步查清案情，2012年7月，復查合議庭專程前往該案被害人安徽老家進行調查，8月前往新疆庫爾勒監獄、石河子監獄分別提審了張輝、張高平，并于2013年1月前往新疆將張輝、張高平換押回杭州，以便于進一步提審核查。2013年2月6日，經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討論認為，張高發的申訴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四十二條、第二百四十三條第一款之規定，有新的證據證明原判決確有錯誤，決定進行再審。

　　2013年3月20日，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在浙江省喬司監獄對張輝、張高平一案依法進行了不公開開庭審理(本案因涉及他人隱私)。浙江省人民檢察院指派檢察員出庭執行職務，張輝、張高平及其委托的律師和法律援助律師到庭參加了訴訟。庭審中，合議庭依法組織檢、辯雙方進行了舉證、質證，檢、辯雙方還各自發表了辯論意見。

　　早報記者 鮑志恒

　　發自安徽、河南、新疆、浙江

　　袁連芳讓人們開始重新審視疑云重重的張輝、張高平案。早報記者調查這樁8年前的舊案發現：這是一樁沒有任何物證和目擊證人的奸殺案，除袁連芳外，所有呈堂的證人證言，均不能證實案犯實施過奸殺行為。

　　相反，在死者的8個指甲內，檢出了一名陌生男性的DNA，不僅排除了兩名案犯，也排除了死者身前可能接觸的親友。然而，公安、檢察院、法院根據案犯的口供、指認現場和袁連芳的“證言”，走完了審訊、起訴、判刑的全過程。

　　8年來，張輝、張高平在獄中不停申訴：認罪口供是警方刑訊逼供所致；指認的現場是偵查人員事先提示所得；神秘證人袁連芳早有“協助公安機關工作”的經驗。

　　“裝滿一麻袋”的申訴材料2003年5月18日21時許，以安徽歙縣某小鎮的“非典”檢查站為開端，送貨員張高平和侄兒張輝受熟人所托，將同鄉少女王冬帶上了開往上海的卡車。當年5月19日上午，年僅17歲的王冬，陳尸杭州留下鎮東穆塢村，“頭頸部反套黑色無袖背心，下身赤裸，仰臥在水溝內。”

　　杭州市檢察院的起訴書稱，2003年5月19日凌晨1時許，張輝將卡車開至杭州汽車西站后，見無人來接王冬，遂起歹念，與張高平合謀在駕駛室內對王冬實施強奸，張高平幫助按住了王冬的腿，最終，王冬因張輝用手掐住其脖頸，導致機械性窒息死亡。

　　2004年4月12日，杭州市中級法院一審判處張輝死刑、張高平無期徒刑。半年后，浙江省高院終審改判張輝死緩、張高平有期徒刑15年。

　　近日，律師張凱對早報記者表示，在南疆的庫爾勒監獄，一貫“認罪服法、表現較好”的張輝，在刑期減至有期之后，仍未放棄申訴。

　　而在北疆的石河子監獄，張高平依然用近乎偏執的方式維護著內心的“清白”，他堅持服法、不認罪，勞動、不減刑，見到獄警和檢察官，從來不喊自己的囚號……8年里，他寫下的申訴材料可以“裝滿一麻袋”。

　　材料中，張輝、張高平都稱，案發當日凌晨1時30分，卡車到達杭州汽車西站后，王冬借用張高平的手機給其親友打電話，對方要求王冬下車后自己打車到錢江三橋碰頭。張高平出于好心將其繼續捎帶至艮秋立交橋。” 凌晨2時許，王冬下車，叔侄二人沿滬杭高速繼續前行，于凌晨5時許到達上海的送貨地點。

　　“他們是受熟人之托帶死者去杭州的，在進杭州城之前的4小時內都沒有作案，卻偏偏在借手機給死者與其親友通話后作案，正常人會這么干嗎？”張凱認為，指控張氏叔侄奸殺王冬首先是“于情不通”。

　　“與案件無關”的DNA鑒定

　　張凱的“理直氣壯”還源于杭州法醫對死者王冬所做的DNA檢驗報告，報告稱，在王冬的8個指甲末端檢出混合的DNA譜帶，由死者與一名男性的DNA譜帶混合形成，“排除由死者和犯罪嫌疑人張輝或張高平的DNA譜帶混合形成”。

　　“這說明，王冬與張氏叔侄分手后，遇到一個陌生男性并遭奸殺的可能性非常大。”張高平代理律師王亦文說，但庭審中，這份DNA檢驗報告始終沒呈堂。

　　早報記者在該案判決書中，找到了法院對這份報告的態度。杭州市中院認為，“因手指為相對開放部位，不排除被害人因身前與他人接觸而在手指甲內留下DNA的可能性。”浙江省高院則干脆在終審判決中寫道，“本案中的DNA鑒定結論與本案犯罪事實并無關聯”。

　　王亦文稱，8年來，他對浙江省高院“并無關聯”的說法“完全不解”，而張輝的二審代理律師阮方民、李華則在書面辯護詞中質疑稱，如果張輝是強奸者，他就是王冬死前接觸的最后一名男性。既然公安機關能夠從王冬的指甲中檢出更早時間另一名男子留下的DNA，為何不能從中檢出在最近時間里張輝留在她指甲內的DNA？

　　可能有“誤差”的死亡時間

　　早報記者獲得的杭州市西湖區公安局刑偵大隊的“辦案經過”顯示，經查證，王冬在5月18日23點35分左右在昌化吃過豆腐干，因此，推斷王冬的死亡時間應在5月19日0點35分至1時35分之間。不過，“二張反映，直至19日凌晨2點30分王冬下車前一直與二人在一起。”警方因此認定“二張反映情況不真實，有重大嫌疑”。

　　早報記者在杭州市刑事科學技術研究所出具的《關于5·19案件中尸體胃內容的消化時間分析》中看到，該報告還提出，因各人身體情況不同，在消化時間的推斷上會有“較大誤差”。

　　而對這一“較大誤差”存在的可能性，杭州公檢法機關均未予以重視，在張高平叔侄的起訴書和判決書中，王冬最后的通話時間和這份死亡時間的尸檢推算結論，同時成為兩人的有罪證據。

　　“細節吻合”的兩份口供

　　一審判決書的第8頁寫道：張輝、張高平在偵查、批捕階段多次供述奸殺王冬的經過，“具體細節一一吻合”。

　　不過，律師歸納了兩人口供中的七處矛盾。首先，前往作案現場的行車路線說法不一。其次，作案現場的車輛行駛停放情況不明。張輝指，到達現場是先將卡車掉頭，然后實施了強奸行為；張高平卻說是在作案后將車繼續往前開。再次，拋尸的敘述不一致。侄子說是叔叔從車上遞下來的尸體，他一人扛著扔進了水溝；叔叔卻說，是侄子抬上身，他抬腳，一起將尸體拋至水溝。

　　此外，張輝還供述：他先脫去了王冬的褲子，再脫了其上衣，張高平在卡車后排睡覺，從后排伸手過來按住了王冬的腳。而張高平的說法是：張輝先脫了王冬的上衣，然后是褲子，強奸時自己是坐在副駕駛座上用雙手按住了王冬的腳。

　　“如此南轅北轍、矛盾重重的兩份口供，在法官眼里卻成了‘細節一一吻合’，或者‘符合常理’，有關方面快速定案的心情可見一斑。”張高平此前的代理律師王亦文對早報記者表示。

　　“無懈可擊”的審訊

　　2006年4月，中央電視臺法制頻道的某欄目的“浙江神探”系列報道中，一期節目詳細敘述了警方如何在沒有找到任何強奸物證的情況下，通過“突審”，讓“驚魂未定”的張氏叔侄交代犯罪事實的過程。

　　節目中，警方人員坦陳，不僅在死者身上找不到張輝的“精斑”等痕跡，而且技偵人員“幾乎把整個車廂都翻遍了”，同樣沒有查到任何痕跡、物證。但是警方通過調取案發當日的水文資料，以印證二張的口供中“在拋尸地點聽到水聲”的說法，又通過邀請人大代表見證張輝及張高平分別指認現場的方法，最終獲得了兩人犯罪“無懈可擊”的證據。

　　王亦文對早報記者稱，庭審前后張輝、張高平多次說過，供出拋尸地點和指認作案現場，都是在刑訊逼供和刻意誘導下完成的，而張輝還被安排至少指認了三次現場，最后一次才被錄像。

　　早報記者獲得的多份材料也顯示，杭州警方在此案偵查中，存在嚴重違反程序、非法取證的嫌疑。首先，根據杭州市公安局西湖區分局的“情況說明”，張輝于2003年5月23日被抓獲后刑拘，5月29日才被送進看守所。這一做法明顯違反《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定》第145條“對被拘留、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應當立即送看守所羈押” 的規定，說明張輝在5月29日之前的6天里，一直處于非法關押狀態，這期間形成的口供筆錄、審訊錄像，本應視作非法證據排除，但一審時被認定為張輝犯罪的主要證據的一份口供，恰巧形成于5月28日。其次，形成于5月28日的這份口供，所記時間為18時10分至18時58分，在這48分鐘里，偵查人員竟完成了長達12頁、共計數千字的筆錄。而據律師介紹，同期的審訊錄像卻顯示，當天對張輝的審訊從上午一直持續到次日凌晨0時以后。再次，根據警方提供的材料，6月11日，警方對張輝做了兩次現場指認和兩份詢問筆錄，時間分別為10時57分至11時53分、14時46分至15時05分；12時20分至16時0分、12時30分至14時50分。

　　這意味著，當天14時46分至14時50分，張輝一人同時出現在作案現場和兩次不同的審訊現場共三個地點，而在此前、此后更長的時間里，同一個張輝至少同時出現在兩個不同的地點。

　　過期銷毀的監控錄像

　　律師張凱稱，張氏叔侄回憶，二人曾多次分別向警方提出，調取當晚卡車進出杭州城的監控錄像，但警方未對是否調取了錄像作出說明。

　　不過，早報記者卻從杭州市公安局西湖區分局刑偵大隊的書面材料中發現，該卡車進入偵查視野，正是由于警方查看了杭州市留下鎮某收費站的監控錄像。根據錄像，這輛“可疑貨車”駛入杭州城的時間為當天5月19日凌晨1時16分許。

　　令人不解的是，在該案可以查閱的全部卷宗中，早報記者均未發現杭州警方對該貨車駛出杭州城的時間做過調查的記錄。王亦文回憶，當他以律師身份前往滬杭高速路出口調閱監控錄像時，被管理人員告知，由于超出了兩個月的保留期限，錄像已被銷毀。

　　不同尋常的改判

　　杭州市中院的一審判決書，共計12頁、6000余字。內文詳細列舉了法院審定的26條證據。經早報記者仔細梳理，發現除張氏叔侄的認罪口供，無任何物證和現場目擊證人能夠證實二人曾將卡車開至作案地點并實施了奸殺、拋尸等行為。

　　盡管如此，2004年4月，杭州市中院仍判決張氏叔侄“共同犯罪”，由于張輝是刑滿釋放后五年內重新犯罪的“累犯”，張輝被判死刑，張高平則被判無期。

　　半年后，浙江省高院在終審判決書中，一方面采信了杭州市中院認定的全部犯罪事實，另一方面又將構成“累犯”、“應當從重處罰”的張輝改判死緩，理由是“鑒于本案的具體情況，張輝尚不屬于須立即執行死刑的罪犯”。

　　對于張高平的“犯罪情節”，浙江省高院也采納了律師王亦文的部分辯護意見，認為張幫助他人強奸，“系從犯”，依法從輕判處15年有期徒刑。

　　“如果張輝的犯罪事實成立，為什么又不屬于‘必須立即執行死刑的罪犯’？”王亦文稱，這一不同尋常的改判令他至今不解。

　　感到不解的，還包括新疆石河子檢察院的檢察官。數年間，從該院轉寄至浙江省杭州市兩級法院、檢察院的申訴材料源源不斷。遺憾的是，這些材料均石沉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