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福建漳州南靖縣，兩名被當地鎮政府雇請來負責無公害處理病死豬肉的工作人員，將撿來或以幾毛錢一斤買來的病死豬，私自屠宰后，運往湖南、廣東等地，最終流向了餐桌。（5月5日《海峽都市報》）

　　政府雇員成為病死豬肉回流餐桌的主犯，固然與具體的政府部門擇人不當有關，但這并非造成這一不安全事故的主要原因。

　　根據相關報道，這些病死豬是被拋棄在路邊，在未能得到有效處理的情況，才給不法分子提供了牟取暴利的機會。假如這些病死豬能夠得到科學處理，不是被隨意拋在路邊，即使不法分子有牟取暴利之心，也難以把病死豬作為自己謀利的對象。因此，無論病死豬回流餐桌的主犯有著什么樣的身份，我們都不應該把出現問題的原因全部歸于主犯的身份。

　　在我國，養殖企業和個人是處理病死豬的主體。在政府監管不到位的情況，養殖企業或者個人對病死豬的處理極易大打折扣。尤其是一些小型養殖企業或者個人，在無力承擔處理病死豬或者為降低養殖成本，對病死豬的處理也難以采用比較徹底、科學的處理辦法。有些大型養殖企業，為維護自己的市場形象，會采取比較科學、徹底的處理辦法，但是食品安全容不得半點疏忽，僅靠一部分企業的努力并不能做到真正的食品安全，更別說讓普通老百姓滿意了。

　　有些地方政府嘗試通過補貼等辦法，鼓勵養殖企業或者養殖戶能對病死豬采取科學而有效的處理辦法。這種辦法在某種程度上可以防止問題進一步惡化，但不能徹底解決問題。其一，政府的補貼未必完全能填補養殖企業或者養殖戶處理病死豬的花費。其二，即使政府的補貼能夠填補處理病死豬的花費，要是政府不能徹底堵死病死豬流向餐桌的渠道，有些不法分子在暴利的刺激下，依然會鋌而走險，積極充當病死豬回流餐桌的“搬運工”。

　　目前，我國各級政府對病死豬的處理，主要是以監督為主而非親自出面處理。如此，政府要徹底消除不法分子牟取暴利的空間，幾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反而會造成這樣一種怪相：當監督執法的力度得到加強之時，不法分子牟取暴利的空間便會減小，食品安全便趨于暫時性的正常；當監督執法當監督執法的力度減弱之時，又會出現相反的情況。

　　其實，政府要防止病死豬回流餐桌，一方面可以強化、完善相關的懲治辦法，通過增加違法成本來遏制不法分子不法行為；另一方面可以親自出面，對病死豬進行科學處理，堵死不法分子牟取暴利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