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氣污染問題令許多外國人開始離開北京，為留人才，甚至有企業發放了艱苦津貼；但另一方面，發展機遇和可觀的收入，又令許多外籍人才舍不得離開

　　“我最好朋友4歲的兒子，這周剛剛出院。”法國作家何諾（Renaud de Spens）說這話時，臉上浮現出少有的憂慮，“得的是肺感染，醫生說是因為冬天的空氣污染，雖然已經過去3個多月，但是好似賬單一樣，遲早都要付的。”

　　自2006年定居北京的何諾，曾在法國外交系統任職，也曾浸淫商界。他對中國的著迷，促成了一本專著《中國另類詞典》，并且剛剛獲得了法國國會組織的“議員獎”。

　　本來在研究中國的道路上，何諾的前途一片光明。但同樣已為人父，在面對北京的空氣污染時，他對未來也有點不太確定了。

　　“雖然我在北京沒有那么多的朋友，但是我知道最少有10個（對）人正在打算離開。”何諾對《第一財經日報》表示，“其中污染是一個重要原因。”

　　到目前為止，沒有任何機構或者組織，統計了究竟有多少在華外國人主要因為空氣污染問題，而選擇離開中國。

　　但中國美國商會會長孟克文對本報表示，考慮到污染問題，有些企業已經開始給駐華員工發放艱苦津貼；中國歐盟商會甚至對媒體表示，污染問題是在華外企面臨的重大挑戰，這一問題不僅是許多外籍員工選擇離開的根本原因，還令許多人因此拒絕來華，這對許多跨國公司的人才戰略構成了挑戰。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法國政府駐華人士對記者透露，現在一些法國駐華企業在人力資源方面的確遇到了一些困難，因為固然男性高管愿意來華升職加薪，但他們的夫人則不愿意帶孩子過來冒險。

　　“北京已經不是2008年時那個蓬勃向上、富有魅力的樣子了。”何諾說，“外國人留京需要掙很高的薪水，在享受北京生活的時候，還要能保護自己。”

　　“末日空氣”下的遷移

　　在2013年春節前夕，已經定居德國近20年、身居全球知名企業要職的黃偉(微博)（化名）正準備用年假回國探親。當他在網上看到北京的外國人戴著防毒面具一樣的專業口罩在三里屯附近活動時，不禁覺得有些太大驚小怪了。

　　“雖然當時看到圖片感到北京的天氣質量差勁，但是想到自己本來就是中國人，哪會那么嬌氣？”談到自己幾個月前的遭遇，黃偉露出了一絲苦笑。

　　事實上，在興高采烈回國、飛機降落滑行時就給各位好友發短信求飯局的黃偉，在發完短信之后就斷了音訊，直到一周后才群發郵件表示抱歉：自己在回家途中就直接去了醫院上吊瓶，被“空氣中刺喉嚨的氣味嗆的，吐得昏天黑地”。

　　“不服不行。”黃偉說，那時他終于理解，為什么會出現“末日空氣”（airpocalypse）這樣的詞語。他現在正在考慮的是，勸說自己還在北京的一部分家人，讓他們去其他相對污染較小的城市，例如青島、杭州等地居住。

　　另外兩位家中有2~3個小孩的在華德國專家，也對記者分別表達了共同的憂慮。他們都在為“下一代健康狀況”發愁，雖然家里都購置了高檔空氣消毒機，其中一位專家的家庭還在客廳擺了兩個大容量的空氣消毒機，天天開著，但是這位在汽車行業工作的專家還是表示，這些也就是“花錢買一點心理安慰”。

　　目前，關于今年前三個月的糟糕天氣到底造成多少外國人員離京，還沒有任何正式統計數字，但一些主要針對外國人進行服務的公司則指出，今年年中，當學校結束一個學期的課程時，有可能會出現一次“撤退”。

　　據英國《金融時報》報道，圣塔菲搬遷公司北中國區總經理福雷斯特（Chad Forrest）就認為，預計今年夏天將是一個非常大的遷徙出北京的季節。

　　“這似乎是很多人，尤其是那些已經在北京幾年但家中孩子尚小的家庭正在重新考慮的事情，在衡量了成本效益之后，他們因健康原因決定離開。”福雷斯特表示。

　　“特別是那些有小孩的家庭。”何諾則對記者說，“不過這個冬天我的很多朋友都得病了，也打算離開，所以也不僅僅是有小孩子的家庭。”

　　亞歷山大是一家德國媒體的高層人員，對中國的政治文化非常著迷。在中國度過了幾個月的語言學習期后，他對記者表示，其實在他來北京之前，就在思考要不要跟公司申請做正式的駐華記者。

　　“但是你說那種霧霾，怎么可能讓人生活下去呢？”亞歷山大對此也很遺憾，但是他在北京學習期間一直咳嗽，而且還是在相對安全的8月和9月。

　　一方面，中國具有巨大吸引力；另一方面，經常在柏林郊外慢跑的亞歷山大，的確不知道應該怎樣在北京保持自己的愛好。在看到今年年初的霧霾報道后，原本已經鼓起勇氣（申請駐華）的亞歷山大，又陷入了糾結之中。

　　薪水與健康的博弈

　　根據《金融時報》的數據，在登記在冊的約60萬在華外國居民中，約20萬居住在北京，其中為數眾多的外國人集中在高收入專業崗位，為中國經濟繁榮作出了貢獻。

　　“確實1月份過得比較艱難（由于空氣污染）。”孟克文在接受本報采訪時表示，不過綜合考慮到正負兩方面因素，“我的看法是，你不會看到外籍管理人才在北京消失不見的。”

　　他認為許多概念需要澄清，例如在外國工廠離開中國的問題上，實際上是因為勞動力價格的上漲。“對于搞勞動密集型工廠的人而言，現在非常困難，很多廠商正在離開東海岸或者中國。”孟克文說。

　　“這并不是壞事情。中國工人工資增長，消費將更多，意味著經濟要做出調整。”孟克文對記者表示，當他1996年被派駐中國從事銀行業時，他享受著15%的額外津貼，“因為那時候被派駐中國，被公認是十分艱苦的”。

　　“5年之后沒有人相信這個了，所以這個津貼就全部取消了。”孟克文表示，“現在又多多少少回來一些。”

　　“對于污染認識的提高，所帶來的一個結果是，企業又開始給派駐員工發艱苦津貼了。”孟克文說，在艱苦津貼這個問題上，他已經聽到兩個不同的獵頭分別說過此事，但是并未提到具體的公司。

　　近日有國內媒體援引在京外國人的說法稱，最近一些外國人跟雇主商議續簽合同時，會要求公司付給他們額外的“危險津貼”，作為在北京繼續工作的前提，而這種津貼通常是派員工到非洲地區才有的。甚至有外企支付的危險津貼高達每年15萬元人民幣。

　　“我對于環境的觀點是，這肯定是一個負面因素。”孟克文對記者表示，“但是如果一個人考慮在北京工作的機會，有很多其他因素是需要考慮的。”

　　“負面方面，有空氣污染、交通等。”孟克文說，“在積極方面，北京是一個極其多元化而且非常有意思的大都市。醫院和學校都很好。”

　　“職業機會非常多，而且收入方面也更有吸引力，因為額外津貼也開始繼續發放了。”孟克文表示，北京仍對外籍管理人才具有吸引力。

　　何諾則認為，綜合考慮在北京的去留，的確涉及到一個薪金的問題，“如果是中低收入，就不值得，因為雖然巴黎的物價也很貴，但是可以享受到高的生活質量”。

　　近年來成立了保爾森中心、旨在推動中美兩國環保事業發展的美國前財長保爾森則在接受本報采訪時表示，在全球都有這樣的規律——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人民會要求更高的環境標準。

　　中國經濟的轉變，在速度和規模上，都是前所未有的，而且未來的難度會越來越高。保爾森表示，毫無疑問，對中國人和駐華外國人而言，環境問題是非常令人擔憂的。不過在他看來，中國領導人在此方面的表態和治理心愿很明確，只不過這不是個簡單的問題，在發展清潔能源及技術的同時，可能需要在市長和省長的業績中，也要看到環境業績。

　　從官方到民間，中國正越來越意識到這一問題：經濟增長不代表一切，同時需要科學發展。保爾森認為，盡管中國經濟增速驚人，但在投資新技術方面，是不可能立即取得成效的。

　　但保爾森也表示，在他所遇到的中國領導人中，沒有人裝作對環境問題視而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