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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漢市公安局近日透露，去年全市應用信息化破獲各類刑事案件占全部破案量的比例達到77%。可視化指揮調度、信息比對、視頻追蹤等，已經成為武漢警方破案新的殺手锏。

　　讓人覺得意外的，是信息化手段對破案助力如此之大。記得若干年前Discovery頻道的《X檔案》在中國熱播，其中展示的美國刑偵技術之發達，令人嘆為觀止。而我們靠信息化這么一種手段貢獻了破案量的近八成，這算不算得上刑偵的現代化，算不算一個可喜的成就？

　　能夠運用信息化手段破案，當然是一項刑偵領域的進步。據說，有些警察當初是看了《福爾摩斯探案記》而決心當警察的，而福爾摩斯的過人之處是善于從犯罪留下的蛛絲馬跡作出復雜推理，讓犯罪嫌疑人心服口服地認罪。我們的破案正是以“推理”為主要套路的。

　　推理成了警察的核心能力，而福爾摩斯是警察心目中的偶像。福爾摩斯情結深深地滲透到中國文化之中，比如元芳的老上級狄仁杰，基本上就是被塑造成了中國的福爾摩斯，他的著名臺詞是，“元芳，你怎么看？”接下來就是長篇大論的推理。

　　根據犯罪的蛛絲馬跡進行推理，在刑偵上應該永遠不會過時，但它的局限性是明顯的。僅僅依靠推理，有時候就難免釀成冤假錯案。“佘祥林案”就是以佘祥林的妻子張在玉失蹤為案由，以一具女尸為“罪證”，警方作出佘祥林殺妻的推理。當結論先行，警方就有了刑訊逼供的可能性。

　　僅有推理是遠遠不夠的，隨著科技的進展，大量的刑偵技術被發展應用起來。推理，類似于刑偵領域的前工業化階段。福爾摩斯發展出高超的邏輯推理能力，大概也是他沒有多少科技手段可以依靠。但是今天，高科技不僅改變了工業、電影、戰爭的形態，而且使警察如虎添翼。

　　高科技破案的代表人物是華裔美國人李昌鈺，他辦的一個案件是這樣的：1986年泛美航空空服員海倫失蹤，其丈夫理查德三次順利通過測謊，但有目擊者指當時拖著一臺碎木機趕路，這臺碎木機是理查德的。在碎木機到達的終點，找到一些遺骸。警方逮捕理查德不是僅憑這個事實，而是李昌鈺和同事作的5000多項檢驗結論。

　　著名的“辛普森殺妻案”為我們提供了另一個視角：辛普森的前妻及男友在家中被殺害，警方在辛普森家里發現一只血手套、一只血襪子，同時從辛普森的汽車里提取到了血跡。但李昌鈺發現警方在證據上做了手腳，并拿出了證據，后來警察局長下令偵查流程重來。由于證據薄弱，辛普森被無罪釋放。

　　像福爾摩斯那樣推理破案，大概是我們的慣性，原因還在，我們缺少高科技的刑偵技術。更為根本的原因是，我們滿足于推理，對技術手段重視不夠，投入很少。這使我們想到軍事領域，過去我們搞“人海戰術”，現在依靠科技強軍。刑偵由福爾摩斯向李昌鈺轉型，應該是遲早的事。

　　僅僅信息化手段就使武漢警方如虎添翼，如果再加上李昌鈺式其他刑偵技術，破案格局將會如何？實際上，李昌鈺不只是助力破案，而且能夠提供證據，阻止警方在證據上做手腳，從而避免冤假錯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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