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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社科院近日發布慈善藍皮書《中國慈善發展報告(2013)》。藍皮書數據顯示，2012年全國共有49.2萬個社會組織，比上年增加了3萬個。但社會組織的增長沒能帶來捐贈量的增加，據不完全統計，2012年全國社會捐贈總量約為700億元，與2011年度的捐贈總量845億元相比，下降17%左右。

　　一邊是社會組織數量的增長，另一邊卻是社會捐贈金額的下降，這大概是慈善藍皮書中最引人注目的一個數據對比。而在這樣的對比中，公眾的目光又特別留意于中國紅十字會。據藍皮書的披露，去年中國紅十字會接收國內社會捐贈款物總量下降近三成。這意味著如果計算平均值，作為社會組織中地位最特殊的紅會，其在2012年受“社會捐贈總量下降”的影響尤在17%的平均值之上。

　　慈善藍皮書主編分析了捐贈下降的幾個原因：首先是受2008年以來經濟下行的影響，在2012年各種影響集中爆發，經濟上的國進民退，對于以民營企業和民眾為主體的社會捐贈總量產生了重要影響，其次是因“郭美美事件”等2011年“問責風暴”的影響，公眾對正式組織產生逆反心理，遭遇公眾質疑的慈善界公信力于2011年“觸底”，未在2012年“回升”。

　　“郭美美事件”尚未完全平息，紅會社會監督委員會“利益門”風波又起，在這樣的語境中，審視“社會組織數量增長”和“社會捐贈金額下降”這樣具有鮮明對比性的數據，人們很難不同意慈善藍皮書表達的觀點：數據背后反映的是公眾對慈善界的不信任。

　　慈善界的公信力危機早已不是一個新鮮的話題，但就像那個古老的“狼來了”的故事，也許只有在最后不得不直面社會捐贈萎縮的現實時，才會激發相關人士的一點痛感和恥感，因為一旦失去社會捐贈，任何公益慈善組織就等于無源之水。如果藍皮書的發布，真能通過客觀數據的警示，促使這些組織向公眾期待已久的獨立、公開、透明發展，則善莫大焉。

　　但是有一點也需注意，公眾對紅會等組織存在一些疑慮，并不表示國人的慈善熱情有所消退，社會組織所接收的社會捐贈總量下降也絕不代表中國的慈善事業陷入了低谷。欲對此進行驗證十分容易：今年雅安地震中，中國人展現的救助同胞的噴薄熱情怎么可能把人們導向對中國慈善事業的悲觀判斷？

　　一方面，因其自身運作過程中的瑕疵，公益慈善組織遭遇了部分抵制，另一方面，國人的慈善熱情勢不可擋。面對這樣一幅圖景，一個問題油然而生：國人的慈善熱情究竟選擇了一個什么樣的釋放渠道？

　　慈善藍皮書觀察到了上述現象，其中特別提到，“正式組織之外的公民捐贈空間大為拓展”，藍皮書并且把“社會救助與社會問責網絡微公益轉化”稱為“2012年中國慈善公益界最顯著的特征”。眾所周知，這一“最顯著的特征”到了2013年的雅安，以李承鵬、肉唐僧等人一種“完全通過微博、淘寶等網絡平臺發起并最終完成的救災善款募捐形式”，又由于其組建獨立委員會，延聘第三方全程監管，及時詳細報告捐款賬目、用途等運作，有了更生動地呈現，也日漸為更多的人們理解和支持。

　　有別于紅會等正式組織操作的公民捐贈，近年來為中國慈善事業貢獻了多少正能量？慈善藍皮書發布的數據中，“包括網絡捐贈在內的非正式組織捐贈基本上未在統計之列”，但只要想想肉唐僧等人發起救助時網民的一呼百應，就能明白其對慈善的意義已經超越了純物質。

　　慈善作為一種社會活動，當其從個人善心萌動向組織運作轉化時，當然是一個歷史的進步，而今公民個人捐贈的活躍是否一種退步？答案是否定的，因為它只是組織募捐的補充，由此形成的多元競爭格局不但對整個慈善事業有益，而且就現實而論，也有利于促使原本具備更大潛力的公益慈善組織加緊改革和完善。

　　公益慈善也不可壟斷，讓競爭來得更猛烈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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