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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是救濟與保護，一個是懲處與追究，這些內容與“免責”條款一樣，都體現了揚善懲惡的法治精神，無疑會釋放出挺好人、做好人的正能量，對社會風氣的凈化不無益處。

　　日前，《深圳特區救助人權益保護規定》經當地人大表決通過并將于8月1日正式實施。這一此前被稱為“好人法”的規定，不僅填補了國內公民救助行為立法的空白，而且對社會上一直存在的救人困境、扶老難題等給出了法制答案。

　　近年來，好人受傷、“雷鋒”難做，成為道德領域的一個突出問題。從“彭宇案”掀起的軒然大波，到“扶老被誣傷老，好人敗訴賠錢”一再發生，再到“小悅悅”事件引發的沉痛反思，歷來推崇“助人為樂”的國人遭遇了嚴重的道德考驗。

　　有句話說，法律是道德的最后一道防線。從法律視角看，好人救人被誣等糾紛，屬于民事責任問題，要消除公眾對實施救助行為后顧之憂，就應確立“好人免責”的法律原則，即救助人提供救助行為，除存在重大過失，對救助行為的后果不承擔法律責任。

　　從深圳的《救助人權益保護規定》來看，為好人構筑“免責”空間的最有力支撐，就是提出，不論是“被救助人主張其人身損害是由救助人造成的”，還是“被救助人主張救助人在救助過程中未盡合理限度注意義務加重其人身損害的”，都要提供證據予以證明。沒有證據證明或者證據不足以證明其主張的，將依法由被救助人承擔不利后果。

　　這其實就是“誰主張誰舉證”，符合《民事訴訟法》基本原則。在國際上，也有被稱為“好撒瑪利亞人法”的法律條款，同樣規定指控施救者的人要承擔舉證責任，如不能達到證明標準，則施救者不用承擔任何法律責任。

　　把舉證之責留給告人者，一則加大了誣告、訛詐等實施乃至得逞的難度，讓這些行為不再有恃無恐，極大化解了好人權益被損害的風險；二則讓好人行善免去了用相機拍照、找旁人作證等“自證清白”負擔，有利于在心理和行為上都放下顧慮。這對于緩解“善行難行”的道德焦慮，將有釜底抽薪的作用。

　　此外，這一規定還提出，救助人可以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要求被救助人承擔賠償損失、恢復名譽等民事責任。而被救助人捏造事實，誣告陷害救助人，構成違反治安管理規定行為的，依法予以行政處罰；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一個是救濟與保護，一個是懲處與追究，這些內容與“免責”條款一樣，都體現了揚善懲惡的法治精神，無疑會釋放出挺好人、做好人的正能量，對社會風氣的凈化不無益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