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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人注目的劉志軍案日前一審宣判。人們在關注判決結果的同時，還熱議辯護人提出的一個辯護意見：法院在為劉志軍定罪量刑時，應當考慮劉志軍對于中國高鐵建設的貢獻。法院沒有采納這一辯護意見。沒有采納是對的，因為劉志軍對于中國高鐵建設的貢獻，并不構成從輕或減輕劉志軍刑事責任的理由。劉志軍的高鐵貢獻與劉志軍的刑事責任沒有任何關系。

　　劉志軍犯下的罪行是受賄、濫用職權，涉案金額折合人民幣達6000多萬元。針對這樣的犯罪事實，法院應當作出什么樣的刑事處罰，我國刑法已有明確的規定。與此同時，刑法還規定了從輕、減輕刑事處罰的法定情節。譬如“認罪態度好”、“有悔罪表現”、“立功”等等，都是法定的從輕或減輕被告人刑事責任的事實和理由。除了這些刑法規定的可以從輕、減輕的情節，其他的辯護理由，都應當在定罪量刑過程中予以排除。

　　劉志軍對于中國高鐵建設的貢獻，就是這種在庭審過程中應當予以排除的因素。一方面，我國法律從未承認這樣的貢獻與一個人的刑事責任之間有何關聯。另一方面，這樣的貢獻雖然有個人的因素，但主要是一種職務上的貢獻，是天時、地利等各種積極因素合力推動的結果。大致說來，在我國高鐵建設提速、鐵路基礎設施大幅度改善之際，任何居于鐵道部長職位上的人，都會做出大致相當的貢獻，甚至會做出更大貢獻。因此，劉志軍的貢獻，本質上是他履行法定職責所帶來的結果。把這樣的結果作為劉志軍從輕或減輕刑事責任的理由，沒有任何依據，完全不能成立。

　　但另一方面，我們也不能因此而嘲笑劉志軍的辯護律師。因為，辯護律師竭力為刑事被告人辯護，是他的法定職責，也是控辯雙方之間保持平衡的一種支撐。試想，如果沒有辯護人為被告人提出無罪、罪輕或減輕甚至免除刑事責任的事實或理由，就不可能讓審判者因為“兼聽”而“明白”，審判者就可能偏聽、偏信一面之詞，這是為冤假錯案的滋生提供了通道。

　　正是在辯護職責的激勵下，劉志軍的辯護律師才提出這種“以高鐵貢獻換取刑事責任”的辯護意見。透過這種過于牽強、以至于根本不能成立的辯護意見，我們其實也可以看到，辯護律師要為劉志軍找一點足夠給力的辯護意見，并不那么容易；或者說，在劉志軍案中，辯護律師能夠發揮才智的空間實在太小了。

　　在當代中國的刑事訴訟中，辯護的力量一直偏于弱小。為填平法治實踐中這塊短板，公共輿論應當對辯護者給予更多寬容和理解。至于辯護者，則應當通過高品質的言行，更好提升自己的職業聲譽與職能技能，為自己的當事人提供更好的服務。表面上看，這是在幫助自己的當事人，實際上，這是在助推當代中國的法治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