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聯合早報》8月1日文章】題：從美國的棱鏡計劃談起（作者臺灣中國文化大學中山所教授蔡逸儒）

　　7月10日起一連兩天，中美雙方高層在華盛頓舉行第五次戰略與經濟對話，據報道，本次戰略與經濟對話，美方一開始就火藥味十足，副總統拜登開幕演說指出，北京應停止在網絡“公然竊取”美國知識產權行為。中國副總理汪洋則說，“中美像夫妻，離婚代價大”，“過去我們罵美國美帝，美國罵我們共匪諸如此類。但事實證明，長期對話對兩國不僅是幸事，也有利世界和平發展”。

　　美國政府賊喊捉賊相對于中方的平和理性，美國的態度就顯得高調強硬，但在外界看來，即或拜登談話有內政或談判策略之考量，美國一副盛氣凌人的樣子還是讓人不以為然、不足為訓。于此，我們不禁要質疑的是，美國到底是把自由、民主與人權當成工具還是價值？就以斯諾登案所揭露的美國全球監聽計劃而言，美國政府自己賊喊捉賊，以反恐之名侵犯了別國主權、自己國民的隱私和人權，居然還敢振振有詞地指責別國進行網絡黑客行為？如果說美國一向重視民主與人權，但為何常常又是實行雙重與多重標準，對某些國家違反人權的舉措有時嚴加指責，有時無動于衷？

　　日前，筆者曾經有機會與到訪的美國前國會議員和政府高層官員對話，當時筆者就直率地對斯諾登案提出質疑。

　　在座的美國代表團成員當然提出一套說法，重點是：一、斯諾登不應該在海外泄露國家機密，如果他有任何不滿，應在美國國內提出；二、如果斯諾登所言屬實，此事一定能得到美國國內媒體的公開報道；三、如果他的行為涉及違法，一定能在美國國內得到公平的審判機會；四、斯諾登泄密一事時機和“習奧會”極為巧合，美國有理由懷疑幕后有其他的黑手（如中國與俄羅斯）存在等等。結論當然就是斯諾登涉嫌違法犯紀，美國有權追訴，不準其他國家予以庇護。

　　當時筆者就說，此一問題其實應該分成幾個不同的層次探討，或許更為適當。首先是斯諾登指控美國政府以反恐之名，侵害其他國家法益和美國人民的隱私，到底是否為真？其次則是美國人民在知道政府當局侵犯了他們的基本人權之后，為何還能接受政府的這種行為？美國政府的這種行為是否屬于危害人權的一種不當行為？然后我們才可以進一步來分析，斯諾登是否應該在海外披露這個駭人聽聞的事情，他在美國是否能夠得到公平的審判，幕后有沒有中國或俄羅斯介入運作的可能等問題。

　　民主不只一種形式于此，我們還可以再回頭談到民主、人權問題，西方的制度與實踐當然有其合理、值得肯定之處，談原則、談價值不會有人反對，但民主的表現不是只有一種形式，而且在實踐上應該要有更周詳的考量。

　　說穿了，美國不管是輿論或政府，在反恐及人權問題上，向來采取的就是雙重和多重標準，表面上強調民主人權的價值，實際上它們也是顛覆他國政府的工具。

　　正本清源，大陸要走出自己現代化的道路，確實需要推動政治改革，但揠苗助長、不負責任的做法并不可取。中共中央編譯局副局長俞可平日前表示，“中國夢”不可或缺的內容就是民主法治，推進民主不必然會導致秩序失控，要外界別拿社會失序來嚇人，他認為只有深化政治體制改革，才能使國家長治久安。對此，筆者深表同意，但同時也想強調，民主是有條件、要付代價的，而且這個代價看來還不小，有些國家或地區的民主發展已經走入歧途，由民粹走向民主衰退。大陸各界，尤其是某些知識分子，似也沒有必要再一廂情愿、不分青紅皂白，只對一些抽象的概念抱著盲目向往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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