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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24日，黑龍江省樺南縣17歲女孩胡伊萱路上遇到一名假裝肚子疼的孕婦，請求其幫忙扶自己回家到樓上，女孩沒意識到，善良卻葬送了自己如花的生命。當將孕婦送到樓上后，在家等候的丈夫面露兇光，欲對女孩性侵，女孩反抗被二人用被子蒙頭窒息而死。目前，兩名犯罪嫌疑人已被抓獲。(8月1日《江南時報》)

　　這是誰都不愿意看到的現象：一個心中充滿陽光的女孩，面對需要幫助的陌生人，勇敢地伸出雙手，卻不成想，回報她的，不是微笑和感謝，而是蓄謀已久的性侵，以及付出生命的代價。“好心反遭毒手”的悲情，讓人揪心、痛心和傷心。

　　“送孕婦回家遇害”再一次為風險社會增添了辛酸的注腳。助人為樂也好，見義勇為也罷，當利他行為需要以生命為代價的時候，面對需要幫助的陌生人，還有多少人相信自己“可以做得到”？任何公共空間內，不管是公交車上，還是街頭巷尾，面對如孕婦一般的弱者，人們常常會選擇關懷與幫助，這是一種基于正常人性、道德的慈悲之心。然而，當孕婦的弱者符號成為“魚餌”，善良的女孩便成為這起悲劇的受害者。面對這樣的不良示范，人們不禁要問：還有多少陌生人值得信任？我們以后還敢不敢做好事？

　　信任作為一種社會資本，具有生產性和可積累性。與之相對應的，信任的存量也可以被消耗、被切割。信任裂痕一旦產生，短時間是難以修復的；因此，信任的生產比消費更容易。應該說，“送孕婦回家遇害”只是一個極端的、小概率的個案，但依然可能具備一定的感染和示范效應，稀釋社會信任度。

　　基于先例的“慣性聯想”，基于成見的“惡意的揣測”，都可能讓人們為了保護自己，封閉內心，失去感受痛感的能力。一個溫暖的社會，不該讓好心人寒心。對惡例，及時、有力地給予法律的規訓與懲罰，既是對逝去生命的告慰，也是對正義的回應。而在現實中，如何建構一道嚴密的安全防護網，如何建立利他行為的保障機制，則是擺在全社會面前的緊迫考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