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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說一個弱女的上訪行為能夠徹底改變法院對案件的定性，過于夸張了唐慧上訪的作用。

　　在永州市勞教委敗訴、“上訪媽媽”唐慧贏得她應有的勝利之后，某媒體最近對唐慧女兒樂樂被迫賣淫案的調查，讓公眾對這一事件的討論又回到了原點。記者發現這樁引發國人極大注意、判決兩名被告人死刑、四名被告人無期徒刑、一人有期15年的案件，存在核心證據不足、司法程序受到外部壓力影響嚴重等情況。

　　讀完報道，確實感到唐慧“上訪”給司法帶來的巨大壓力；但若說一個弱女的上訪行為能夠徹底改變法院對案件的定性，迫使司法機關將案件性質由“介紹、容留賣淫罪”，變更為“組織賣淫罪”，又變更為“強迫賣淫罪”，我認為過于夸張了唐慧上訪的作用。

　　媒體質疑的核心問題有兩點，一是被害人樂樂從開始同被告人周軍輝相識、當晚到周的出租屋與其看黃碟、發生性關系，到被其帶到休閑中心接客，都沒有強迫行為，甚至唐慧接樂樂回去，樂樂還不愿意；二是“強迫”行為只有樂樂的陳述。

　　但我認為，即使記者調查的這些“瑕疵”都存在，也不足以改變案件的性質。一個基本的事實是，案發時樂樂只有11歲，沒有性同意權，無論周軍輝有沒有強迫行為，都毫無疑問成立強奸罪；周將樂樂帶到休閑中心，另外成立引誘幼女賣淫罪，應該沒有問題；但休閑中心的老板等人的行為卻不能定性為介紹、容留賣淫罪、組織賣淫罪，因為該兩罪的行為對象都必須是有性同意權的賣淫女，即使其沒有強迫行為，讓11歲的樂樂在那里接客3個月，也只能定強迫賣淫罪(該罪的對象可以是幼女)。

　　至于前期偵查本來啟動就難，沒有唐慧以死相逼的上訪，連立案都困難，故前期對樂樂陳述的筆錄有“大事化小”的成分也不難理解。無論如何，不應無依據地指責唐慧這樣一位母親的維權之舉。

　　當然，一二審判決的定性沒有問題，不等于其量刑也沒有問題。此案是否存在量刑偏重的問題，這有待于最高法院在死刑復核中查明。

　　現在，樂樂案中七名被告人的家人也開始了上訪營救親人之路，他們無疑從唐慧上訪取得“成功”看到了希望。法律要求，法檢機關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和檢察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無論最高院是否核準樂樂案中被告人的死刑，我們都期待是一個公正司法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