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網北京8月9日電 在輿論的質疑和剖析下，“大師”王林的神秘面紗逐漸被揭開，由此也牽出了一系列與其交往的官員。事實上，近年來在一些地方的官員中，迷信“大師”所謂“指點”、信奉怪異“風水”的風氣蔓延，甚至在一些公共決策時也要燒香拜佛，請“風水師”代為參考，不僅嚴重脫離群眾，更讓黨和政府的形象受損。

　　不少落馬官員迷信鬼神、信奉風水

　　“貪官多迷信”——這是網民從近年來反腐敗一些典型案例中得出的一個結論。記者在梳理一些落馬官員的犯罪歷程時，確實都能發現這些官員迷信鬼神、信奉風水的蹤跡——

　　據媒體披露的情況，原鐵道部部長、黨組書記劉志軍是一個迷信“鬼神”的人：為求“平安”，他長期在家燒香拜佛，還在辦公室布置了“靠山石”。一些項目的開工竣工，他都會請“大師”選擇黃道吉日。在庭審現場，劉志軍聲淚俱下地稱自己因“放松了思想上的警惕，走到今天。”

　　河北省原省委常委、常務副省長叢福奎為求仕途升遷，曾找“大師”算命，還將貪污受賄來的大筆錢財捐給寺廟，并送給寺廟住持一部轎車。此后，他遍訪名山，周游名剎，同時在住宅內設佛堂、供佛像，還專設供道臺、供神臺。

　　有資料顯示，山東泰安市原市委書記胡建學曾被“大師”預測有當“大官”的命，可命里還缺一座“橋”，于是他下令將正在建設中的國道改線，花耗巨資只為在水庫上架起一座“岱湖橋”，寓意將自己“帶起來”，飛黃騰達。可惜沒有多久胡建學就東窗事發，這座橋也因此被人們戲稱為“逮胡橋”。

　　內蒙古赤峰市原市委副書記、市長徐國元被稱為“草原巨貪”。明知自己罪不能赦，徐國元還幻想尋求佛的保佑。他在家中設立佛堂供奉佛像，夫妻倆每天燒香拜佛，甚至荒唐地幻想“放生”一條蛇，期待佛陀賜他長命百歲、逢兇化吉。

　　部分地方政府大造“風水工程”

　　除了自己迷信鬼神、信奉風水外，部分官員還將這股風氣帶到自己掌握的公權力上，一時間，諸多“風水工程”紛紛涌現。

　　湖南省雙峰縣國土局花費重金購買一個直徑達3米多的碩大圓球“頂”在辦公樓上，寓意“轉運風水球”；后院還有一塊價值10萬余元的巨石用來“辟邪”，這引起輿論一片嘩然，被稱為“花公家的錢，請自家的神”。而這個“轉運風水球”，竟然是雙峰縣國土局黨組開會通過。

　　多年前在山西交口縣，時任交口縣委書記房吉華、縣長李來福請來某地周易研究會會長馬明生到交口縣看“風水”，之后馬明生以研究會的名義形成了一份《交口縣地理風水研究報告》，稱政府大院“風水”不好，建議大院主樓加層，重修圍墻和大門，遷移廁所，還要在院內安放“鎮物”等。對此一一照辦，不但“大興土木”，在政府院內挖了9個坑，將畫有五岳靈符和寫著符字的方磚、條磚、銅鏡、桃木板、銅錢等所謂“鎮邪物品”埋入；還舉行“隆重”的補奠基儀式，上香、燒裱、奠酒、燃放鞭炮，并從縣政府財務支付給“風水先生”一筆2000元的咨詢服務費。“補風水”一事發生后，當地群眾反映強烈，而責任人也最終受到查處。

　　更值得警惕的是，這種“風水”現象在當下一些地方政府中仍在蔓延。

　　記者近期在采訪中發現，一些地方新建的辦公大樓內外，常見大理石、花崗巖或金屬材質的圓球，大小不一，分別安置于辦公室內、案頭或門庭兩側，有些甚至被配上蓮花座或者噴泉。業內人士告訴記者，這些球統稱為“風水球”，是一種“催財吉祥用品”，寓意“財源滾滾”。一些單位門前還擺放著成對的獅子和麒麟，構筑“兩道防線”。

　　脫離群眾、喪失信仰導致“風水”泛濫

　　早在2006年，當時國家行政學院程萍博士主持過一個“中國縣處級公務員科學素養調查”，17個省級單位和副省級城市的900名縣處級官員參與調查，一定比例的官員表示“很相信”和“有些相信”、“相信”風水。而根據相關調查結果顯示，“很相信”和“有些相信”、“相信”風水的民眾的比例為21%左右。

　　在云南省行政學院教授段爾煜看來，官員迷信“鬼神”“風水”的表面成因有三個：一為升遷，求官運、財運；二因消弭自己貪污腐敗引來的災禍；三為求心靈安頓、尋找精神寄托。許多風水大師正是抓住官員的這幾種心理，投其所好，紛紛為其支招獻策，以保其官運亨通，“而深層次原因是這些官員嚴重脫離群眾，只關心個人的官運、財運，不關注如何為百姓謀幸福，同時嚴重喪失了共產黨員的基本信仰。”

　　云南大學社會學教授金子強認為，部分官員迷信風水也與社會大環境有關，“社會經濟發展節奏過快，文化價值又日漸多元化，不能預測的東西太多，每個人都需要尋找精神寄托；另一方面一些官員定位不清，價值失范，信仰缺失或迷失，內心恐懼。”

　　專家認為，官員迷信風水，同時還反映了當前選人用人的標準和機制問題，“物質文明發展的同時，對官員的選拔往往忽略了思想層面的考量。”段爾煜表示，“一些政府內部的紀律管理、干部教育和權力決策管理松弛，給了官員迷信滋生的土壤。”

　　“領導干部和政府部門不同于民間百姓，是社會的管理者，迷信風水是一種倒退。”金子強認為，官員迷信將帶來負面示范效應，傳導社會負能量，會帶來更多并發癥，引發更多的社會問題顯現，為滋生官場腐敗提供了土壤。段爾煜也認為，一些官員迷信造成權力的濫用、決策失衡和社會財富的消耗，更有可能影響一個地區社會經濟的科學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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