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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被媒體報道的性侵女童事件特別多，對照婦聯掌握的數據，這些都是冰山一角，沒被曝出的案例比重相當驚人。在怎么懲治與預防此類極惡犯罪上，有網友說要動用石刑，還有的說要對罪犯予以化學閹割。這些都是好建議，但在國情之下不可能實現。

　　這就很讓人著急，性質這么惡劣的犯罪類型卻沒法遏制，更別提消滅。到底是因為什么？留守兒童問題，封閉的鄉村學校，絕望而變態的老師，無疑都是導致性侵女童犯罪增多的原因。但從江西瑞昌主管教育的副市長蔣賢智那里，還暴露了將這些因素串起來的邏輯。

　　在轄區小學發生六名二年級女童遭變態老教師的猥褻后，家長找蔣賢智討說法，這位負有行政責任的女市長說：要是自家孩子被性侵，不會向政府要一分錢。輿論受到這一番話的刺激，譴責聲不絕。蔣賢智后來又在媒體上找補，為這番話開脫責任。

　　她認為自己說得在理，說“靜悄悄帶孩子治病”是出于母親身份的考慮，諸如此類。她這番解釋似乎挺有人情味，竟然有點像“換位思考”，實際上就是一種縱容性侵女童的邏輯。而這種“縱容”是與拒絕反省教育行政責任相輔相成的，無情的女市長與不幸女童就此有了因果關系。

　　具體來說，在蔣賢智的說辭里，是將性侵當做一種受害人的“恥辱”。一些性侵罪犯利用受害人羞于啟齒增加傷害，一些家庭因為恥辱，選擇沉默，而一名教育官員拾起這些導致犯罪擴大的邏輯，繼續將受害女童所遭受的傷害當做“羞恥”，加諸受害人及其家庭。

　　發生性侵犯罪，當然要適用頂格的刑罰。僅靠刑罰，是無法根絕這類犯罪的。要想亡羊補牢，最有義務建立防范籬笆的就是教育部門。從建立師生會面制度、從教育督導、從引入性教育課程、甚至從殺一儆百的非常措施，要做到這些，首要的是不把性侵當“恥辱”，而是當“犯罪”。

　　女市長的話也許有現實性，媒體報道與法庭審判都會遵循未成年人的保護規定，但是，將性侵女童事件看做“恥辱”還是看做“犯罪”，決定了政府兩種心態，也會決定兩種后果。所以，蔣賢智才會認為家長要政府承擔責任，是一種麻煩，是家長訛詐。

　　女市長奉行的性侵邏輯，在其他地區同樣存在。從這些案例，可以看出當性侵發生后，教育部門在善后措施的處理上，竟然是把監護人當做“維穩”對象，要他們保持情緒穩定，極少有反思教育體制的，一再錯失將女童從教學環境造就的色魔手里解救出來的機會。

　　從女市長反復表達的意思以及在教育主管那里流行的解釋看，女童性侵害案件不僅僅是刑事犯罪，更是教育體系弊端積累所帶來的“體制病”。想到這一改變的難度，我也想起那些個包括石刑在內的私刑或化學閹割法。抱歉心生這些黑暗的想法，但還有更好的法子嗎？ □辛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