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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悉，多部委與多套養老方案設計者們為期兩天的閉門會議在養老制度上達成了多項共識。其中，延長養老保險繳費年限和養老金實行并軌已基本沒有懸念，但具體方案尚無定論。

　　與“養老并軌”一樣，“延長養老繳費年限”也成為養老改革方案設計中一個“沒有懸念”的共識，應該說，這本身同樣也是一個“沒有懸念”的事情。因為一方面，目前我國養老保險最低僅15年的繳費年限，確實顯得太過偏低，明顯缺乏長遠的制度可持續性。正像有專家曾質疑的，“最低繳費15年，（女職工）到了50歲就可拿退休金，活到75歲，那就是拿25年的養老金。交15年，拿25年，這個制度可持續嗎？”而數據顯示，歐美等發達國家養老繳費年限一般大都在40年左右。

　　另一方面，從合理配置繳費負擔角度看，相比一刀切的“延遲退休年齡”，適當“延長養老繳費年限”也顯得相對更為公平和現實可行。很明顯，讓一個20歲參加工作、繳費40年的職工，與一個45歲才開始繳費、僅繳費15年的職工，同時享受養老金待遇，進而按同樣標準“延遲退休”，勢必十分不公平。既不利于確保“貢獻—待遇”間的公平均衡，也不利于鼓勵人們積極主動地“多工作、多繳費”。

　　但在強調“延長繳費年限”合理性的同時，也應看到，就改革現行養老保險制度、全面完善其“頂層設計”而言，這一“延長”固然合理，但實際上又不是一個值得過分看重高估的關鍵問題。首先，在現實生活中，僅繳費15年便領取養老金的職工，事實上并不多見。“大部分人的實際繳費年限遠遠超出15年，即便增加繳費年限，對個人的影響也相對較小”。因此，“延長養老繳費年限”所起到的主要是一種兜底作用，如果不大幅延長到像歐美國家那樣的40年，實際上并不會產生太大的“增加繳費”效果。

　　更重要的是，必須意識到，在“人口老齡化加劇”、“養老保險長期支付缺口巨大”的背景下，要想確保我國養老保險制度長遠可持續的健康運行，既能供給足以實現體面養老的養老金待遇，又能合理配置養老繳費負擔、不過分加重職工和企業的繳費負擔，無論“延長繳費年限”還是“延遲退休年齡”，其實都并不是最關鍵的問題所在，也并非眼下最緊迫的當務之急。而關鍵的當務之急是，在設計職工和企業如何繳費的同時，還必須從制度上不斷強化政府之于養老保險的公共投入責任，拓展和豐富養老保險在“繳費”之外的公共資金來源。要知道，養老保險并不只是一種純粹個人和企業責任，也是一種政府須兜底的公共責任。

　　而長期以來，我國養老保險之所以存在巨額空賬、面臨長期支付缺口，根本原因并不主要在于“繳費年限太低”、“退休年齡太早”，而在于，政府的公共投入太少、欠賬太多。這誠如社科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秘書長唐鈞曾指出的，“養老金存在巨額債務缺口，實際上是長期以來政府財政對社保投入太少累積而成的”，“要解決養老金缺口問題，應該加大財政投入或者劃撥國有資產”。數據顯示，我國政府社保投入僅占財政的7.5%，遠低于德國的55.5%，美國的3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