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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2007年開始，美國的次貸危機發酵成全球金融危機，席卷世界市場體系的各個板塊。這場金融經濟領域的大地震與自然界的大地震既有相似，又有不同。相似之處在于，地震從中心向外圍的沖擊傳導分為縱波與橫波，縱波傳播快但殺傷力小，橫波傳播慢但是殺傷力大。金融地震的沖擊波也是由內向外，也有縱波橫波之分。2008年全球經濟蕭條和2009年的快速反彈，就是縱波的作用，其作用時間以月為單位；但是真正對世界經濟各板塊形成深度傷害的，是以年為單位的橫波。

　　橫波第一輪傷害的就是美國本身，令其陷入衰退、高失業、資產價格暴跌以及政府赤字擴大等一系列危機狀態。借助高明的“去杠桿”應對政策，美國國內的危機被成功控制并向外部轉移。由于美歐之間金融投資的深度一體化，直接受害的就是歐洲，尤其是南歐東歐等國際競爭力較差的歐洲外圍地區，于是就有了歐債危機，也就是橫波沖擊下的全球金融危機第二輪。

　　歐債危機從2010年持續到2013年，目前大體穩定下來。從邏輯上看，金融大地震將迎來它的第三波，受到沖擊的將是發展中國家，尤其是受益于過去10年的過度流動性的新興經濟體。正因為如此，華爾街的“禿鷲”們最近盤旋在多個發展中國家的上空。

　　與地質災害不同之處在于，世界經濟震波越往外圍傳播殺傷力越大。筆者統計過2008年的各國資本市場在縱波沖擊中的下跌幅度，的確是越往外圍擴散下跌幅度越大。縱波如此，橫波亦然。通過比較美國次貸危機和歐債危機，不難發現后者的整體傷害力度更大，令社會更加動蕩、失業率更高、經濟衰退程度更深，有些政府也因此更迭。當這勢緩力沉的第三波金融震蕩來到發展中國家時，不妨想象一下屆時的慘烈景象：由于政治經濟發育程度較低，社會保障體系缺乏，對抗危機的能力更加有限，發展中國家很可能經歷各類上層建筑的大面積坍塌。如果沒有大國牽頭的聯合自救，蕭條、失業、貨幣貶值、高通脹、債務違約、政變、內戰，恐怕會成為未來5年關于發展中國家的新聞主題詞。

　　全球危機第三波的發令槍就是美聯儲正式退出量化寬松(QE)。縱觀歷史，每一輪美元加息和上漲，都會伴隨著發展中國家的危機，退出QE將帶來美元利率上行，巨量資金將從世界外圍地區撤離。自2011年起，華爾街許多人開始做空中國，但是筆者認為中國的問題可控，如果應對得當甚至反而是機會。理由如下：一，中國已進行地方債務摸底，潛在的窟窿同中國經濟體量以及政府資產相比還算可以承受；二，跟風者少，筆者在香港金融界的調研發現，許多人認為華爾街玩不過共產黨，所以不會像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時候跟著華爾街跑；三，中國畢竟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大工業出口國和外匯儲備國，技術能力不斷提升，如果把人民幣快速貶值20%，所謂過剩產能就不是問題了，而全世界都會急眼，美國政府肯定是叫得最響的。

　　既然風險可控，那么危機對于我們而言就可能是機遇大于風險。以德國為例，在歐債危機中，工業出口強國德國反而擴大了在歐洲內部的話語權和影響力，其出口甚至受惠于疲弱的歐元。那么在第三波危機中，我們作為發展中國家板塊中的工業強國，是否可以蕭規曹隨呢？采取以下策略可以自利利人：一是確保人民幣匯率的相對堅挺，在危機期間暫不擴大波動性，從而塑造一個新的避險幣種；二是通過金磚機制和雙邊機制向遇險的發展中國家提供人民幣長期貸款，幫助它們維持宏觀環境的穩定；三是精選少數發展中國家，與之達成產業園合作，把一部分勞動密集的制造業轉移過去，將它們樹立為跟中國走的正面典型；四是在危機的中后期加大收儲全球大宗商品的力度，避免大宗商品價格的過度下跌。

　　危機是考驗一個民族智慧和胸懷的時候，最忌諱的是像日本政府當年的短視和雞賊。他們在上世紀80年代利用(升值前的)日元貸款騙了一大批東亞國家，又在亞洲金融危機中望風而逃。結果日本獲取的是短期局部利益，日元國際化、亞洲頭雁、正常大國等等理想到頭來都變成一枕黃粱。

　　對于一個抱負遠大的國家而言，要準確把握義和利的辯證關系，在對外經濟政策上群眾路線應該也是管用的，發展中國家就是我們需要牢牢抓住的群眾。▲(作者分別是中國人民大學國際貨幣所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對外戰略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