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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檢察官實名舉報干部三年無果辭官種田的新聞，昨天依舊在網上被熱傳。曾榮立一等功、被評為省勞動模范的山西省檢察院檢察官張旭民，實名舉報該院副檢察長嚴奴國在擔任院政治部主任期間，涉嫌存在濫用職權、徇私舞弊等嚴重違法犯罪問題，三年無果后，他選擇了辭官回鄉做一名農民，開荒山、搞養殖。

　　盡管前檢察官張旭民表示，自己還將繼續舉報下去，但毫無疑問，辭官種田至此已成為一個分外悲壯的結局。“當官不為民做主，不如回家賣紅薯”，但當官員真正回家做農民，這本身就蘊涵了一種個人抗爭的放棄。正是因為三年舉報無果，張旭民才選擇了提前退休。他似乎已遠離了沖突之地，也一再表示就算有生之年問題解決不了也無憾，但回歸田園終究是種無奈的抉擇。辭官再附加上種田，只能愈加讓抉擇顯得蒼涼。

　　就像法官上訪是“非典型上訪”，檢察官張旭民的舉報顯然也是一次非典型舉報。“非典型”首先體現在其身份的特殊性上。檢察官的身份注定張旭民擁有比常人更多的舉報與救濟資源，也更加熟悉體制內的申訴渠道與規律。正是因為這種熟悉，其舉報具有了非同尋常的第二層“非典型”：至少從新聞的內容來看，張旭民舉報的濫用職權、徇私舞弊都得到核實，但因為被舉報者嚴奴國的繼續在位，一次成功舉報最終還是成為了無頭案，難于追責。

　　看清了此種“非典型”的個人抗爭，就會看到張旭民身后更濃厚的尷尬意味。當對實名舉報的獨立第三方調查遠未形成，舉報事項只能重回事發的原單位處理，如此遭遇的只能是被舉報者的刻意障礙，真相難出。在此刻，檢察官張旭民與其他的實名舉報者一樣孤獨。于另一方面，對“吹口哨人”實名舉報者的法定保護遠未兌現，這也就導致了檢察官張旭民將重復不少實名舉報者的再無退路境地。發生于前檢察官張旭民身上的，正是所有舉報人共同的困境。

　　即便種田仍聲明自己不會放棄舉報的張旭民，誰來為他減少此種負累？新聞報道會讓其被聚焦，促進舉報事件本身的被解決，但要讓類似的自我反抗式事件不再出現，需要對實名舉報處理機制本身的改革。當實名舉報能常態性地被“第三方”處理，舉報者也能處于一種篤定的被保護狀態，曾經聞名遐邇的檢察官自然就無需提前退休，更無需憤而種田。

　　改革當然不可一日速成，對于山西檢察官辭官種田事件，現在唯一能做的是期待新聞不被降溫，并以此來帶動更多的改變。河北保定自鋸病腿的農民鄭艷良說，“新聞降溫即意味著我將死去”，同樣，如果不能對一起檢察官的實名舉報失敗加以持續關注，那么更多舉報人的命運與抉擇將不難想象。正因為如此，這篇文章是一次小小的聲援。多么希望讓人們的眼睛在該則新聞上多停留些時刻，關注前檢察官張旭民，也是在關注更多的普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