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上海)自由貿易實驗區掛牌已有月余。圍繞著自貿區這段時間的運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上海市委書記韓正日前接受了多家媒體的集體采訪。在采訪過程中，韓正談及上海自貿區運行的方方面面，許多內容頗有啟發意義，其中兩個方面的闡述尤其讓人印象深刻。

　　這兩個方面，一是強調要改革的“紅利”，而非政策的“紅包”；二是指出自貿區所有制度、規則，所有改革舉措都要“可推廣、可復制”。如此論調旨在表明，以開放促改革的這場試驗，追求的是改革紅利，且上海自貿區不過是個開始，未來的目標乃是要從這片試驗地出發，將試驗的成果在全國范圍內實現復制。

　　在談及要改革“紅利”而非政策“紅包”時，韓正如此表態：自由貿易試驗區制度創新，是意義更為重大的改革，和設定特殊政策的改革完全不是一回事。通過這個表述可以看出，上海自貿區的試驗，遠遠超越了單單強調優惠政策的那種試點模式。韓正的這番表態，很容易讓人想起此前上海市長楊雄在回答李克強總理再三追問時說的一句話。楊雄說：我們沒要政策，我們要改革。上海的兩位主要領導前后一再強調“要改革”，令人感受到的是堅決而清晰的態度。

　　所謂要政策，就是地方希望中央給予某些方面的政策傾斜，或是得到稅收減免等方面的優惠，等等；所謂要改革，就是針對現行體制不利于生產力發展之處進行改良，目標是向改革要紅利。對于上海自貿區來說，關鍵在于要形成一個國際化、法制化的營商環境，更強調公平競爭，而不是強調優惠政策。事實上，在已公布的第一階段方案中，幾乎就沒有特殊政策和優惠政策。

　　過去一些試驗區向中央伸手要政策，在特定歷史條件下有一定的合理性，當然也會產生某些副作用：將特殊政策給予某地，本質上是在犧牲其他地方公平競爭的機會。上海自貿區的建設，顯然必須超越過往的做法。簡單地伸手要政策，不僅沒有格局，也沒有未來。原因簡單：上海這塊試驗田，本性就是屬改革的。當現實國情要求必須從改革中要紅利時，回避改革，就是在拋棄責任與使命。上海自貿區的制度創新，既是對上海的考驗，也是對中國深度改革開放的考驗。

　　在談及試驗成果的可復制性時，韓正打了這么一個比喻：不栽盆景，而是種苗圃。他稱：自貿區所有制度、規則，所有改革舉措都必須按照中央的要求，實現可推廣、可復制。這個表述，意味著上海自貿區的這場試驗不是地方性的，而是整個國家的試驗。倘若試驗成果不可推廣與復制，那么試驗的意義就僅僅限于目前自貿區劃定的28.78平方公里的范圍內，其實也等于沒有了意義。

　　比如，建立負面清單制度是上海自貿區建設中的一項重要內容。“法無禁止即可為”，負面清單制度的探索，無論是從國內改革的需要，還是從擴大開放的角度看，都深具意義。這是在全球貿易投資規則迅速重構背景下的必要之舉，也是國內投資體制改革的必要嘗試。這種改革可通過建立試點的方式，先開展起來。上海自貿區為探索建立負面清單制度提供了試驗平臺，但其根本目標是要在更廣的面上鋪開。

　　上海自貿區在金融改革領域的探索也深受各方關注。在這個領域，試驗區可以通過觸及利率、匯率和資本項目等深層次的金融改革，為金融領域的改革與創新積累經驗。以試點方式推動金融改革，倘若有風險，也容易得到控制。如果試驗順利，則會在全局的層面上推開改革。這樣的改革，一定會不斷釋放出紅利，助益于上海，助益于整個國家。

　　上海自貿區是個改革試驗區。既為試驗，運行過程中也許會出現這樣那樣的不足與問題。這并不值得擔心。上海建立自貿區本身是促進改革的一個重要舉措，也意在借此為未來更深入的改革積累經驗、埋下伏筆。對待改革的破局與制度的創新，要有寬容的態度與試錯的精神。在這個意義上，關心上海自貿區的探索，就是在關心國家的改革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