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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的期待不僅止于對勞教制度的廢止，更盼望國家能夠重建一部替代性的良法，為制度轉型確立一攬子的理性化方案，最終通過正當法律程序和現代文明執法體系，實現社會公共治理與公民權利自由的雙贏。”

　　各地正在加快廢止勞動教養的步伐。上海收教人員已經全部依法解教，有關勞教場所和干警的轉型正在有序推進；湖南所有勞教人員已被釋放，送回原籍所在地，勞教所也正向強制戒毒所轉型；深圳兩個勞教所年底前也將全面轉型為強制戒毒所。

　　這些落實中央改革決策的措施，正在將社會推向一個“后勞教時代”。我們注意到，各地在推進這項工作時，都用了“轉型”一詞，旨在真正告別那個存在勞教的時代。但是在這個過程中，如何確保廢止勞教的良好意圖得到實現，則需要處理諸多遺留問題，以確立起真正的良法之治。就此而言，諸如對“輕微違法行為”如何處置？取消勞教會不會給治安埋下隱患？是否有替代性法律出臺？勞教機構及其工作人員何去何從？此類問題都需要提上制度建設的日程。

　　轉型首先必須從法律程序革除舊制度。作為一項由國務院制定并得到全國人大常委會批準的制度，勞教的正式廢止還須從立法層面上，對有關勞教的法規文件進行清理和廢除。當然，這種廢除相應的制度文件并不難，真正的難題在于，要有足夠審慎而科學的法律制度予以銜接，將以往通過勞教予以規制的違法和輕罪行為，有效納入社會治理的法治軌道。就此而言，關鍵是要從治理對象和治理主體上進行內容設計。

　　一方面，勞教的廢止并不意味著那些違法行為就逍遙法外，其應當依法受到更有效的文明治理和矯正。雖然我國刑法和行政處罰法、治安管理處罰法對此有一個比較完整的懲治體系，但從違法行為的矯正看，單純的處罰并不能解決公共治理的深層問題。而當年勞教的用意即在刑罰和行政處罰之間予以銜接，實現違法和輕罪行為的矯正。倘若制度銜接過程中造成了過大的真空，那么就可能會給目前的刑罰適用和行政處罰適用造成影響，或是出現懲罰失衡，或是帶來秩序的危險和公共治理的缺憾。

　　另一方面，勞教所和工作人員的轉型，目前多選擇以戒毒所為目標。這種方向或許值得肯定，但必須注意的是，轉型并非簡單的變個名稱，而需要從制度上對戒毒所本身的體制進行改革和完善。在以往吸毒勞教的背景下，戒毒所某種程度上原本就具有勞教所的特點，內部的執法體制和習慣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如果不對轉換后的組織機構、執法機制等進行革新，這種名稱的改變會不會是“換湯不換藥”呢？我國目前據稱有數百家勞教所，這些機構和人員真正的轉型，或許還需要從制度層面上進行統一安排。

　　不難看出，在落實中央的改革決策方面，地方的行政措施或許能夠應一急之需，但要從根本上對違法行為進行良性治理，則離不開國家層面的立法提速。在廢除勞教的征途上，法學界曾一直推動社會矯治立法，但被連續列入第十屆和第十一屆全國人大立法計劃的《違法行為矯治法(草案)》，由于涉及復雜的部門利益，至今沒有實質性進展。此次《決定》雖然廢止勞教，并規定“完善對違法犯罪行為的懲治和矯正法律，健全社區矯正制度”；但是對是否要出臺替代性法律制度，則沒有明確規定。從長遠看，借鑒國外保安處分的制度經驗，推進中國的社會矯正立法步伐，已經刻不容緩。

　　因此，社會的期待不僅止于對勞教制度的廢止，更盼望國家能夠重建一部替代性的良法，為制度轉型確立一攬子的理性化方案，最終通過正當法律程序和現代文明執法體系，實現社會公共治理與公民權利自由的雙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