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年終，各地關于農民工討薪的新聞又熱了起來。盡管一直以來有關部門不斷強調要保障農民工的血汗錢，可是，討薪的“新聞”每年總會出現。

　　一名農民工討薪難，受影響的絕不止他一人，還有他的妻小父母。所以，拖欠農民工工錢問題不能僅僅被看作是“勞務糾紛”，而應該把它提到影響建設和諧社會的高度來看待。

　　各地著力幫農民工討薪

　　2014年元旦過后，春節的氣氛越來越濃，在異鄉打拼一年的農民工歸家的心也越來越急。這種急，不僅在于思鄉之切，更在于如何盡早拿到一年的血汗錢。

　　為了保障農民工最基本的權益，2013年，各地不斷在農民工工資這一問題上下工夫。從2014年1月以來一些地方公布的數據看，這項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農民工回鄉腳步或許將更輕快。

　　1月8日，山東省濟南市城鄉建設委機場辦公室主任盧保樹做客濟南政府網《政務訪談》，圍繞“農民工工資清欠”問題，在線與網友互動交流。其間，盧保樹透露了一組數據：2013年以來，濟南共立案受理農民工工資投訴案件197起，涉及農民工6218人，工資數額4063萬元。截至目前已解決農民工工資投訴案件170起，涉及農民工5698人，工資數額6775萬元。其中，省、市信訪等部門轉辦案件12起，涉及農民工268人，工資金額540萬元；12345市民熱線投訴159起，涉及民工1283人，工資數額3399萬元。共受理工程款投訴120起，解決工程款數額25560萬元。

　　據介紹，濟南市為保障農民工工資發放暢通，共對48家建設單位、建筑業企業分別給予了通報批評、限制投標資格或清出濟南建筑市場的處理，對21名非法勞務隊伍負責人予以清出濟南建筑市場的處理。

　　同一天，海南省向國家保障農民工工資支付工作聯合督查組報告稱，2013年海南省各級人社部門為3.1萬多名農民工補發工資4億多元。立案查處欠薪案件1638件，結案1573件，結案率96%。2013年因欠薪導致的群體性事件比2012年同期減少了一半以上。為防拖欠農民工工資，海南嘗試工資保證金制度、工資按月支付制度和維權告示牌制度。雖然取得一定成效，但是解決討薪難，仍面臨行業陳規難破除、制度實施范圍有限、辦案力量不足等“門檻”的阻礙。未來，仍需依靠制度完善，才能全方位預防和解決拖欠。

　　新華社1月13日發布的消息稱，湖北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門采取多種措施，保障農民工權益，2013年為近13萬農民工追討工資待遇近2億元。

　　據報道，湖北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對農民工工資清欠提前部署，對有欠薪隱患的企業逐一排查，建立完善監控、上報制度；在全省范圍開展農民工工資支付專項檢查，對拖欠行為嚴重的單位負責人進行約談，對因拖欠工資引發群體上訪的企業予以處罰，有效遏制了農民工工資拖欠問題。湖北省開通了網絡投訴舉報平臺、投訴舉報電話12333,24小時受理投訴請求，并通過暢通各種投訴舉報渠道，制定勞動保障違法犯罪案件立案標準，加強行政、司法聯動，加大對欠薪逃匿的打擊力度。全省勞動保障監察機構向公安機關移送涉嫌“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案件129起，涉及欠薪3042.35萬元，公安機關立案98起，法院審結8起。

　　執法不嚴致欠薪難根除

　　“從我們法律援助站接受的案例看，2013年所接農民工討薪案件與往年持平，約占農民工維權案件的18%左右。”北京致誠農民工法律援助與研究中心執行主任時福茂律師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其中絕大多數發生在建筑領域。

　　安徽籍務工人員許雪鳳是接受過北京致誠農民工法律援助與研究中心幫助的一名農民工。2011年年底2012年年初的時候，她也曾經因為工資被拖欠而四處奔走。

　　2011年，許雪鳳和丈夫從安徽老家來到北京務工，這是他們第一次外出打工。2011年8月底，許雪鳳和丈夫所在施工隊承建的工程主體竣工后，工人全部退場，但總計還有50余萬元工資未支付給工人，這其中就有屬于許雪鳳和她丈夫的14萬余元。

　　“我們承包的工程是從一家國有建筑公司分包給某建筑公司的，這家承包項目的公司目前已經解散。”許雪鳳說，2011年9月，有關部門曾經聯合就這家公司解散之后工人工資問題集中進行過解決，但是結果就是讓她手中多了張白條，上面寫著，“欠款在主體工程竣工兩個月內結清”。“但拖了好久，也沒有結果”。

　　“我婆婆心臟腫大，孩子又在上學，我們就想著來北京多掙點錢，一方面給我婆婆治病，另一方面也給孩子將來存點錢，沒想到會出現這樣的情況。”許雪鳳從2012年1月開始，就為拖欠工資的事不停地找有關部門投訴，“但沒有哪個部門愿意出來為我們解決問題”。

　　許雪鳳說，她經常看新聞，說幾部門聯手整治拖欠農民工工資的現象。但問題是，幾部門聯手之后也沒有一個牽頭的，他們都是平級的，于是將問題踢來踢去，這個部門說應該找那個部門，那個部門又說要找這個部門，結果是像我們這些討薪的人腿都跑斷了，還是一分錢都要不到。該跑的部門我們每個都跑了好幾遍，每個部門都認為應該找其他部門，包括建筑公司、勞動監察、建委等。

　　許雪鳳的遭遇并非個案，“建筑領域大部分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都是因工程分包、外包引發的。”時福茂說，盡管國家明文規定禁止工程外包，但這一現象幾乎普遍存在，其中與執法不到位有很大關系。

　　“可以這么說，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之所以未得到根本解決，主要原因在于相關部門執法不嚴。”時福茂說，原勞動部、原建設部出臺了不少解決農民工工資問題的意見、規定，然而，這些文件出臺后，卻鮮見有人去執行。另一方面，據時福茂了解，“惡意欠薪”入刑后，北京地區使用這一罪名作出判決的很少，其中原因，或因為證據不充分，或因老板在被查處后及時支付了工資。從整體而言，不管是“惡意欠薪”入刑，還是相關司法解釋的出臺，其對通過刑事手段打擊欠薪行為的作用不是很明顯。

　　時福茂認為，圍繞執法，還有一個最直接的問題是，勞動監察部門執法力量不足，而且缺乏強制執行權，往往無法當場對欠薪老板作出處理。

　　勞動者證據 意識待提升

　　如何根治欠薪頑疾？在為農民工補發4億多元工資的海南省，海南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勞動監察處處長邵民生給出的建議是，拒不支付勞動報酬案件查處、移送的聯動機制已經形成，但執行中相關手續復雜，環節冗長。在勞動監察執法過程中，健全監察執法與刑事司法工作銜接機制很重要。只有建立完善具體配套法規及制度，才能確保工作銜接順暢。

　　海南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副廳長林存斌則認為，全方位預防和解決拖欠，未來要實行“三金五制”，即農民工工資準備金制度、農民工工資保證金制度、應急周轉金制度及實名管理、連帶責任、支付信用、部門聯動、行政問責5項保障制度。

　　“解決欠薪問題，最關鍵的是嚴格執法。”時福茂說，現有的法律規章制度已經足夠了，如果能將這些規定落到實處，欠薪問題將會得到很大改觀。

　　中國勞動關系學院法學系教授孫德強認為，出現拖欠農民工工資，很大程度上說明社會意識存在問題。一直以來，我們沒有發現拖欠國企工人工資問題，沒有發現拖欠白領工資問題，為什么會拖欠農民工工資？這說明至少有一部分人瞧不起農民工，認為農民工好糊弄。所以，解決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首先要端正的是意識。

　　另外，孫德強提出，立法欠缺也是拖欠農民工工資現象屢禁不止的一個原因。“現在的勞動法、勞動合同法等勞動領域法律法規都存在一個問題，就是缺乏完整法律規范中最重要的制裁內容，包括勞動監察、勞動爭議仲裁等都缺乏制裁。沒有制裁，就不能算是嚴格意義上的法律。”孫德強說，即便是“欠薪入刑”，但真正依據此罪名處罰的并不多。

　　“要想真正解決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還要注重協商這一勞動爭議處理制度。”孫德強說，完整的勞動爭議處理制度應包括協商、調解、仲裁、訴訟四個部分。但從實踐來看，協商部分被忽略了。現在不少企業設立了勞動爭議調解委員會，但沒有協商委員會。而協商制度恰恰是對勞動者最有利的一種維權方式。

　　“在勞動爭議中，之所以要強調協商制度，在于調解、仲裁、訴訟都有對勞動者不利的一面。”孫德強說，首先來看調解，企業內部的調解委員會并非真正意義上的調解。一般而言，調解是與利益無關的第三方在勞動爭議處理過程中進行公正的勸解、勸和。但企業內部的調解委員會多是有法人的代表、工會代表組成，并非嚴格意義的第三方。再看仲裁和訴訟，受傳統文化影響，企業負責人特別反感參加仲裁、訴訟。對勞動者而言，一旦起訴單位，以后很可能在單位待不下去。在如今就業緊張的情況下，勞動者一般不會選擇仲裁或訴訟。

　　“可以考慮將企業內部的調解委員會改為協商委員會，發揮協商作用，這樣效果更好。”孫德強建議。

　　孫德強認為，解決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需要政府部門、企業、勞動者三方共同努力。政府部門需要嚴格執法，企業應主動承擔社會責任，勞動者應加強證據意識。“以前，我們強調向勞動者普及維權法律知識，現在應注重培養勞動者的證據意識，要讓勞動者知道，一個進門卡、一張工資條，哪怕一件工作服都有可能成為他們維權的證據”。記者余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