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茜大學讀的是師范專業，她本來可以做一名老師，但她2008年畢業找工作時沒有一點方向，于是在同校好友的建議下一起選擇了報考河北省的公務員，并且最終幸運地成為其中的一員，雖然她以前從未想過要當公務員。

　　公務員，鐵飯碗，這原本是一個令人羨慕的職業，但劉茜僅僅工作了3年多就選擇了辭職。她告訴時代周報記者，“脫離隊伍”是因為待遇不高、成就感低落、工作壓力大等諸多因素。

　　最近一段時間，公務員辭職成為非常熱門的話題，讓人們一度開始懷疑這份旱澇保收的工作是否真有傳說中那么好。不過另一方面，近幾年公務員的報考人數卻有增無減。

　　官方數據顯示，2007—2010年，我國公務員的報名人數從74萬一路上升到2010年的審核通過人數144．3萬。在經歷2011年的141．5萬和2012年130萬的小幅下降后，2013年又首次突破了150萬。

　　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鄭建君博士的《中國基層公務員心理狀況調查報告》顯示，中國基層公務員的工作倦怠現象很嚴重。

　　鄭建君在報告中指出，作為黨和政府各項方針政策的直接實踐者、執行者，基層公務員的精神狀態、能力、素質直接關系到黨和政府的執政水平。鑒于此，鄭建君在報告中呼吁，當前廣大基層公務員的價值取向、心理健康狀況以及對于工作生活的感受情況，應該引起有關方面的重視。

　　工作“沒技術含量”

　　回想起當初參加公務員考試的情形，劉茜用“幸運”來形容自己的經歷。不過她的那名校友則在筆試后就被淘汰。

　　后來又有選調生，雖然門檻高點，但劉茜的各項條件都符合。她又通過了選調生的筆試。

　　所謂選調生，是組織部門有計劃地從高等院校選調品學兼優的應屆大學本科以上畢業生，及選拔具有2年以上基層工作經歷的大學生“村官”到基層工作，作為黨政領導干部后備人選和縣級以上黨政機關高素質的工作人員人選進行重點培養。

　　面試時，劉茜的父親希望能托人找點關系幫幫女兒。盡管劉茜堅決反對這么做，但父親還是背著她找了“沒起到任何作用的關系”。

　　劉茜又幸運地通過了面試。

　　后來培訓時，劉茜意識到通過選拔者大部分都有一點背景，差點的也是“父母一方有一個是公務員”；再后來分配工作時，劉茜才知道，自己所在的單位已經幾年沒有進過新人了。同事們都在猜測這個24歲的女大學生到底有什么背景。而當劉茜一臉無辜地表示自己的父母不過是普通農民時，同事們更加疑惑了。這讓劉茜第一次感受到背景對公務員的重要性。

　　培訓結束后，劉茜拿著一紙紅頭文件開始了自己的選調公務員生涯。她被分配到河北省石家莊市下屬某鄉鎮工作。按照選調生的相關規定，在基層鍛煉幾年后，她才能被調回城里。在劉茜看來，選調生多少有點“上山下鄉”的意思。

　　工作單位跟劉茜想象的差別有點大。最讓她無法接受的是工作時間—單位每天早上8點半上班、點名，但差不多到10點多的時候，八成左右的同事就提前下班回家了。下午沒有明確的上班時間，“因為基本沒人上班”。

　　由于離家遠，劉茜就住在單位宿舍。她每天早上8點半到辦公室，先打掃衛生、打開水，然后坐下看書；下午2點到辦公室，接著看書。

　　“辦公室大多時候就我自己……”劉茜對時代周報記者說，有些無奈和落寞。一些老同事勸劉茜下午沒事就不用去辦公室了。

　　堅持了一個多月，劉茜也開始入鄉隨俗“忙活自己的事情”了。她每天把大量時間都用在上網、繡十字繡上，在鄉鎮做公務員3年多時間，她繡了五六幅作品，“還有兩米多的大部頭”。

　　日子就這么一天天過著。劉茜突然覺得自己的工作枯燥極了，每天就是打字、做報表這些事情，“初中生就可以勝任，沒有技術含量。”她坦言，這樣的工作遠離了她的初衷。

　　薪酬方面，最開始劉茜的月工資只有700多元，不過很快就漲到1300多元，到2011年底她辭職時，已經有2000元左右了。

　　“如果按照性價比來算，工資少了點。但僅僅做這點工作，其實工資還是很多。”劉茜時常這樣跟朋友開玩笑說。

　　盡管工資不高，但劉茜還是利用攢下來的錢回家把家電整個換了個遍—那段時間，她一直過著“吃飯不花錢、娛樂沒地去”的日子。

　　“成就感低落”

　　劉茜所在的單位，由于分工極不明確，常駐單位的幾乎只有她一個人，以至于在后來的工作中，她經常會半夜被抓起來救急。

　　寫材料、打字這些簡單的事情劉茜都能接受，工作不愛拖延的習慣則給她帶來了“嚴重”的后果，“我們部門60％的工作都堆在我頭上，就因為我不習慣拖延，總想著趕緊干完就算了。”

　　劉茜經常遇到來單位辦證找不到人的百姓，“都是老實巴交的農民，可是每次我都得跟他們說他們要找的人開會去了，或者學習去了。”其實那些同事都回家了，或者辦自己的事情去了。劉茜看不慣這種做法，只要能幫忙的她都盡量把事情辦了，這讓她的工作越來越多。

　　兩年后，劉茜才明白，單位的活兒沒有干完的時候。她不得不學習其他同事，工作也開始變得愛拖延起來。

　　如果不是壓在自己身上的事情太多，這樣的生活確實挺好。“但前提是特別適合50歲的我，可是我才20多歲。”劉茜認為她不該過這樣的日子。她辭職的念頭越來越強烈。其實在工作的第一年，劉茜就想逃離。

　　劉茜決定辭職，跟她的男朋友在北京、兩人兩地分隔也有一定關系。“因為我總是隔一兩個月就能感受一次大都市的沖擊，對比太強烈。”她說，自己每次從北京回來，就有跟世界脫軌的感覺。她認為待在那個小地方，很多東西都接觸不到。

　　工作3年后，劉茜越來越覺得自己不能再這么繼續浪費時間和青春了。工作倦怠也成了困擾她的重要原因。2011年底，她終于選擇了辭職。

　　劉茜自認為辭職后感覺挺好，“倒真有點后悔辭職太晚了。”她認為自己最好的年華都浪費在了之前的工作上，非常不值。尤其是那份工作不僅不能給她帶來學習的動力，也無法提供明晰上升的空間，特別是對她這樣毫無背景的農村孩子來說。這是劉茜說服家人自己辭職的理由。

　　《中國基層公務員心理狀況調查報告》顯示，79．89％的基層公務員或多或少存在輕度工作倦怠的現象，而表現出重度工作倦怠的基層公務員比例為6．40％。

　　上述報告稱，從工作倦怠的具體表現來看，情感耗竭、人格解體和成就感低落三個因素之間并非彼此孤立，而是具有密切的關聯。在人數比例方面，“成就感低落”因素的檢出率最高。

　　或現公務員下崗潮

　　跟劉茜相比，張新新的工作似乎更多、更累。并且，后者現在已經享受不到劉茜那種“吃飯不花錢、娛樂沒地去”的生活了。

　　張新新在甘肅省一個縣級政府部門的接待大廳窗口上班。由于生活壓力，他也有辭職的想法。

　　盡管大家都在討論不斷出臺的關于公務員的各種禁令會影響這個群體的福利，但張新新告訴時代周報記者，這些禁令并未給他的收入帶來任何不利影響—基層公務員原本福利就不多，取消后和取消前沒有什么太大差別。

　　原本以為公務員是高收入群體，加入公務員隊伍后起碼可以負擔得起買車和購房的需求，但真正夢想成真后，張新新才發現，自己每月扣除各項保險和住房公積金后，實際收入不到2500元。

　　張新新經常跟同事們討論他們的工資距離國家頒布的全國城鎮人均收入還有一定差距，他也不斷抱怨說除了工資其余的什么都在漲。

　　公務員不好當，尤其是基層公務員。張新新也時常跟同事們討論基層公務員為什么不好當的問題。

　　以張新新本人的情況為例：在窗口工作要經常加班，如果態度稍有不好就可能會被投訴或直接被批評，“即便態度好，有時也要被質疑”。這是張新新每天都要面臨的問題。

　　按照單位的要求，工作人員的手機要24小時開機，就連節假日也不例外。張新新因此經常自責給家庭的付出和關心太少。

　　工作近6年，張新新至今未曾調換過崗位。他一直在為提升發愁，“即便有機會提升，也很渺茫。”而如果自己當初不考公務員，可能就不會出現這種情況。

　　張新新認為，他的工作幾乎是當地所有行業里最累、收入最低的工作之一。由于沒有嚴格的考核體系、勞動與所得多數情況下不成正比，張新新覺得這無法很好地體現出他的個人價值。

　　如果未來自己的待遇仍然無法得到提升、收入仍處于社會偏低水平，張新新表示肯定會辭職。張新新的一些同事也與他有著同樣的想法。

　　但另一個困惑在于：不做公務員了，又能做什么呢？張新新并不知道自己辭職后可以做什么工作。

　　北京理工大學政府經濟學教授胡星斗接受時代周報記者采訪時認為，公務員的工作累是由于政府職能沒有轉變、“應酬”太多，高工資高福利的前提是形成清廉政治、廉潔政府。

　　胡星斗表示，市場經濟需要小政府或者適度政府與之相匹配。而目前中國無疑是過于龐大之政府，必然要減少政府對于市場的干預、縮小政府規模，所以未來必定會出現公務人員下崗潮。

　　在胡星斗看來，不斷有公務員辭職是一件好事，這樣就能夠增加社會的人才，也可以幫政府機關“消腫”，裁減冗員、裁減機構，使政府更精簡，更富有活力。

　　（文中劉茜、張新新使用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