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新一屆政府在簡政放權方面的一系列舉措，民眾是否感到軟環境有了很大改變？記者聽到了幾個回答。一個是，感覺不明顯；一個是，官員吃拿卡要確實少了，但不辦事的多了，過去“公關公關”就能辦成的事，現在就是拖。官員沒了好處，也沒了動力。(2月24日《第一財經日報》)

　　“吃拿卡要”素來被國人所詬病，禁令之下，“吃拿卡要”看似少了，如果卻衍生出“不拿不要不辦事”的邏輯，從某種程度上說，這樣的“不辦事”，又何嘗不是“吃拿卡要”的變種呢！

　　首先說吃，主要表現為讓辦事人請客吃飯喝酒。如今雖然少了請吃飯喝酒，但是如果不辦事或者辦事不力，這就相當于磨洋工，從勞動價值說來講，既然是“磨洋工”，那就沒有創造價值，但是卻“心安理得”地被納稅人供養，這難道不是赤裸裸的“吃”嗎？

　　然后說“拿”，主要表現為對禮品的來者不拒。如今雖然少了“拿”的主動性，但是如果“不辦事”，這不就相當于“拿”了納稅人的時間和精力，甚至還有期待，這樣難道不是蠻橫的“拿”嗎？

　　再說“卡”，主要表現為故意卡殼。如今不給好處就不辦事，就是赤裸裸的“卡”，這樣的不容通融、不由分說的懶政懈怠，比以往的以“索要”為目的的故意為之的“卡”更為惡劣。

　　最后說“要”，指的是別人給就要，別人不給伸手要。如今，故意的“不作為”，又何嘗不是另一種“要”呢？只是要的不是額外錢財，要的是不勞而獲的收入，要的是素餐尸位。

　　就此來說，沒有好處就“不辦事”，從表面上看，雖然不涉及以權謀私，公權私用，但是從根本上說，這種懶政行為是另一種腐敗，是“吃拿卡要”的變種。如果說過去的“吃拿卡要”是驕橫權力的有恃無恐所致，那么，禁令之下的“不辦事”，則折射出這種亂象中的制度缺失和體制積弊，比如對公共管理的評價體系，比如對公務員的考核機制，比如公務員的退出機制。當然，最重要的，還是要將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讓權力真正謙抑起來，敬畏權利，不敢有所懈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