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日，有報道稱，目前廣東基本完成對“裸官”任職崗位集中調整工作。其中省管干部的調整在4月底前基本完成，其他干部調整在5月底前基本完成。對此，輿論在點贊叫好的同時，也在呼吁對這些老婆、孩子移居國(境)外、只身一人在國內的官員進行徹查。

　　“裸官”在我國已成為一種“政治現象”，引起“上下”關注，雖三令五申，仍屢禁不止，足見其嚴重而普遍。“裸官”非“貪官”，但可能是“貪官”的“胚胎”和“后備軍”。能貪就貪、能撈就撈，一有風吹草動，就開溜偷逃，其政治忠誠何在？國家認同誰信？

　　普遍之象，必有其發生的普遍之理。“裸官”何以能在政治生活中暗藏并蔓延，人性貪欲只是根源之一，更根本的原由還在于“制度性漏洞”而導致的“制度性無知”，具體有三：

　　“裸官”有多少？全國的副處級以上干部中，現有“裸官”有多少？地域分布如何？官職分布如何？年齡結構、性別結構如何？可能沒有多少人知道。現在網上流傳的“裸官”有118萬的數字，還是專家個人估算的1995年—2005年的“老數據”。

　　“裸官”的變動情況如何？從開放國門起始，從“裸官”暗起至今，“裸官”發生的原因各異，人員結構變動起伏，每年新增多少？老婆、孩子什么時候移居的國外？為什么未能掌握“裸官”的行蹤？為什么“裸官”出逃后我們才“恍然若知”？

　　“裸官”的財產狀況如何？財產、甚至是遠遠高于自家收入的財產，才是“裸官”能“裸”的根本。沒有錢，連自家門都出不去，焉能“出國”？為什么“裸官”有巨額財產，而我們一無所知？為什么財產轉移境外，而我們無法監控？沒有實時的跟蹤式監控，沒有銀行轉移資產的真憑實據，我們如何能知道“裸官”們向境外轉移了多少財產？

　　2014年1月頒布的《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明確六種情形人員不列入考察對象，其中包括配偶已移居國(境)外，或沒有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國外的“裸官”。為什么黨和國家高度重視，還會出現“制度性三不知”？

　　其中的關鍵是，防止“裸官”和“貪官”的制度規定，必須進一步完善配套，必須進一步落實到位，必須進一步公開透明。一靠制度，二靠法治，用周密的制度機制和充足的動力機制，實時和動態跟蹤干部和官員的任職、家庭和財產狀況。進一步加強公共媒體和廣大民眾的監督力量，形成規范和監督權力運行的強大合力，以制度之網和人民之力，真正做到對“裸官”的現狀、動態和財產的“全過程”的“制度性三知”。

　　此次廣東省委從制度監督的基礎做起，對全省“裸官”進行全面的普查和職位調整，是做到“制度性三知”的持久工程，用制度和法治來保證對“裸官”的可知、可控、可公開，值得在經驗上加以總結，在制度上向全國推廣。▲(作者是中國社科院政治學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