審計署昨天公布對11家中央直屬國有企業2012年度財務收支審計結果公告。11家央企在會計核算、工程項目、投資、內部管理等多個方面存在很多問題，特別是華潤、大唐、中冶、中石油等企業的問題比較嚴重，大唐集團違規投資非主業涉及304億元，中石油的違規投資高達260億元，華潤集團的違規招標涉及資產超過百億元。多家企業還因未批先建、未批先投等原因造成多項損失，損失高的一項就達到數十億元之多。(相關報道見04版)?

　　審計署公布的這些內容還是2012年的情況，到現在已有一年半的“時間差”，相信在這段時間里，這些問題大都已經整改。審計署透露，截至今年5月31日，相關企業制定完善規章制度1194項，對190名相關責任人進行了嚴肅處理，其中廳局級干部32人。同時，按照審計要求，企業已補繳各項稅款1.78億元，挽回和避免損失32.96億元。對提出的62項審計建議，企業均已采納。

　　但是，這并不意味著這些企業從此可以成為讓國人放心的企業。央企在管理上接受中央政府相關部門的直接領導，其高管還大多具有黨政干部身份，因此理應接受黨政干部的紀律約束。從此次審計署所揭露的內容來看，除了少數違規購車、超發福利等與中央規定明顯不符外，大多是違規投資、違規招標等涉及企業投資經營的問題，而央企作為一種市場主體，只要它繼續存在下去，未來其從事的投資經營行為是否又會出現新問題呢？

　　國有企業的投資經營行為必須符合有關規定，這是由這類企業的性質所決定的。國有企業屬于國有資產，政府作為國有資產的權利行使者，有權對央企的投資經營行為進行干預，政府相關部門，比如國資委為此制定了嚴格的管理制度。這些管理制度自然不能說是多余的，但它很可能會使國有企業的投資經營行為寸步難行，動輒得咎。比如，此次審計署揭露的問題中，有相當多的內容是國有企業在非主業方面作了過多的投資，這種情況如果是在民營企業，那就根本不是問題。再如，審計署揭露出有不少央企的投資出現了虧損，但既然是投資行為，當然就面臨風險和可能的失敗，誰能保證投資一定能成功？國有企業的投資需要符合規定，甚至需要某個部門的批準，但是審批部門所作出的決定就一定正確嗎？如果是錯誤的，那是不是即使投資失敗了，國有企業就不必承擔什么責任了呢？

　　這樣追問下去，似乎得出了有必要放松對國有企業管理的結論。但以往的實踐已經證明，這樣做可能產生的風險更大。以往國有企業暴露出的諸多問題，正是因為對其缺少管理約束所造成的，它利用政府給予的資源和政策傾斜，任意擴張企業的福利，甚至利用各種手法將企業的大量國有資產轉化成高管的個人利益，幾年前的中石化陳同海案件和尚未結案的中石油蔣潔敏案件，就是央企失去嚴格管理后所產生問題的典型。

　　以上分析可知，由于企業產權和經營者的分離，國有企業的市場屬性和民營企業是不一樣的，它的市場主體性受到了一種身份制約。這種身份在很多時候使它很容易受到政府的特別支持，在市場的博弈中總是能站在有利位置，但這種身份又使它在展開投資活動時，不會像民營企業那樣小心謹慎，充分考慮市場風險，即使投資失敗了，也不必像民營企業家那樣承受巨大的壓力，而是可以像某央企董事長那樣，以一句“中央了解我”應付過去。正是吸取了國企投資所出現的一系列失誤的教訓，管理部門加強了對它的管理，尤其是對其投資行為設置了多道風險防范機制，但這是不是會傷害到國有企業作為一個市場主體的市場屬性，又是充滿疑問的。

　　國有企業在市場上應該發揮什么樣的作用，在我國有過長期爭論。去年召開的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國有資本要加大對公益性企業的投入，在提供公共服務方面作出更大貢獻。與此同時，會議還確立了鼓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支持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目標。

　　由此可見，國有企業的最大作用應該體現在向民眾提供公共服務方面上，這是由公共服務的非市場屬性所決定的。而對于競爭性行業，應該更積極地引導民營資本進入，國有企業由于其不完善的市場屬性，則不適宜過多進入這個領域，否則它要么利用政府的政策傾斜排擠民營企業，造成市場的不公平競爭，要么就可能出現違規投資經營的情況。

　　目前，面對經濟增速下行的不利局面，中央要求向市場提供“微刺激”來實現穩增長，由于民營企業面對已經坐大了的國有企業缺乏競爭力，這種“微刺激”大多會成為國有企業的機會，在市場上出現新的一波投資熱，使經濟轉型出現曲折。如何給國有企業準確定位，給民營資本的發展掃清障礙，仍然是政府對經濟實行宏觀調控中無法繞過去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