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不能忘記。近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確認，已經收到了中國將日本強征慰安婦和南京大屠殺檔案列入世界記憶名錄的申請。此次中國申報檔案的具體內容將于7月中旬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記憶”計劃的網頁上公布。著名抗日戰爭史專家、上海師范大學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主任蘇智良參與了此次中國慰安婦檔案申遺的工作。從1996年起，蘇智良和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開始對海南“慰安婦”事件受害幸存者進行長期調查和援助，并幫助8位受害者向日本提起訴訟。

　　申遺：向遠去的逝者致哀

　　2013年10月17日晚23時27分，曾經參加赴日本訴訟的海南“慰安婦”事件受害者林亞金老人在保亭黎族苗族自治縣人民醫院不幸因病去世，享年89歲。

　　林亞金生于1924年，是保亭南林鄉人。1943年被侵占海南島的日軍抓去充當“慰安婦”，受盡非人的折磨，并導致終身不孕。2001年7月16日，在日軍侵占海南島期間“慰安婦”事件的受害幸存者，正式向日本東京地方裁判所提出訴訟請求，狀告日本政府。林亞金作為第二位原告代表于2005年3月親自赴日作證討還公道。

　　一直關注著老人身體狀況的志愿者陳厚志告訴記者，在老人清醒的時候，她還一直念叨著，“忘不掉那段苦難的日子和受到的屈辱”。

　　噩耗傳到千里之外，讓上海師范大學教授、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主任蘇智良深感痛心，就在一個多月前，84歲的萬愛花老人也在山西太原家中離世。此前，作為日軍二戰性暴力侵害的受害者，萬愛花是國內第一個站出來公開指證日軍罪行的“慰安婦”事件受害幸存者，并多次赴日本東京出庭作證，均已敗訴告終。

　　海南、山西等地“慰安婦”事件受害者相繼去世，讓蘇智良心中感到憋屈，“老人們很勇敢，站出來把當年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公之于眾，但最終卻沒能等到日本政府道歉的一天，我們必須要為這些老人做點什么。”蘇智良在電話中告訴海南日報記者。

　　此后不久，蘇智良給中共中央辦公廳寫了一封長信，提出將“慰安婦”相關史料提交聯合國世界記憶工程。國家檔案局于今年初聯系了蘇智良，并開始從6家檔案館超過10萬份文獻檔案中進行精選。

　　世界記憶工程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于1992年啟動的文獻保護項目，其目的是對世界范圍內正在逐漸老化、損毀、消失的文獻記錄，通過國際合作與使用最佳技術手段進行搶救，使人類記憶更加完整。

　　我國申報給聯合國世界記憶工程的《“慰安婦”——日軍性奴隸檔案》共五大類29組檔案，其中侵華日軍遺留檔案、偽政權檔案、上海租界檔案、日軍戰犯口供這四個類別分別出自黑龍江、吉林、遼寧、南京、上海及中央檔案館。其中圖片類檔案中的24張照片全部由蘇智良提供，這也是唯一來自民間的部分，都是他多年來從日本搜集到的。

　　“這次申報的慰安婦的檔案，主要是指現有的國家檔案館的那些檔案，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說，海南的‘慰安婦事件’受害者是沒有包括進去，這點比較遺憾。”蘇智良說。記者從省檔案館得到證實，對于“慰安婦”事件相關檔案，我省確實還處于空白狀態。

　　瓊島：“慰安婦”制度的受害重災區

　　據蘇智良等人的調查研究，在二戰期間大約有四十萬女性淪為日軍的性奴隸，其中包括二十萬中國女性。而其中“有75%左右的‘慰安婦’受害者在戰爭中已被日軍虐待至死。能夠幸存下來的只有25%左右，而茍活下來的有些也已奄奄一息了。”因此“慰安婦”事件受害幸存者可謂寥寥無幾，而能鼓起勇氣站出來指證侵略者暴行的更是難得一見。

　　蘇智良說，從這方面講，海南在“慰安婦”研究方面有著特殊的重要性，已知的“慰安婦”事件受害幸存者雖然分布在全國各地，但在海南還是比較多的。據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統計，目前全國所知道的幸存者有23個人，其中海南有8個，分布在陵水、萬寧、澄邁和臨高等地，人數僅次于山西。而在三年前，海南的比例更高，一度是中國“慰安婦”事件受害幸存者人數最多的省份。

　　此外，海南的政協，包括本地的媒體也做了不少工作。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海南省及各市縣政協文史資料委員對日軍侵瓊暴行進行調查，這是對海南侵瓊日軍“慰安婦”制度的首次調查，同樣也是迄今為止官方進行的關于“慰安婦”問題的第一次調查。在這次調查中，有二十多位老人講述了自己被迫淪為“慰安婦”事件受害者的慘痛遭遇。

　　蘇智良說，日軍占領海南后，把海南作為入侵東南亞的重要戰略基地，所以駐軍很多，他們擄掠了很多中國的婦女，包括當地的黎族、苗族、漢族婦女，甚至還有島外的朝鮮婦女，海南也因此成了抗戰時“慰安婦”制度的受害重災區之一。

　　1939年4月，日軍入侵海南的第三個月就已經設立慰安所。到1941年止，日軍在瓊設立的慰安所至少有三百余家，“慰安婦”事件受害者總數在萬人以上。

　　蘇智良的學生趙青青幾年前曾對澄邁、臨高兩縣的7名“慰安婦”受害幸存者為中心做過調查，通過研究幾位幸存者的受害經歷，概括了日軍強征“慰安婦”的三種手段：一是日軍用暴力手段強擄受害人到“慰安所”或者日本據點加以凌辱；二是以強征勞工的名義，將大量青壯勞動力抓去開礦山、修公路、修炮樓等，然后將其中征來的一些婦女強逼淪為“慰安婦”受害者；三是日軍在戰場上俘虜的女兵。海南“慰安婦”事件受害幸存者平均年齡八十六七歲，疾病纏身，生活應該說是比較困難，全社會都要來關心她們。

　　訴訟：8個老人向日本政府討公道

　　2001年7月，黃有良、陳亞扁、林亞金等8名海南“慰安婦”事件受害幸存者向日本政府提起訴訟，要求日本政府謝罪以恢復她們的名譽，并給予每人2300萬日元的賠償，這些幸存者大都是海南的黎族或苗族，日本侵瓊期間她們遭受日軍性暴力時都是未婚少女，年齡最小的僅14歲，最年長的才17歲。

　　然而經過長達10年的對日訴訟之路，海南“慰安婦”事件受害幸存者起訴案與之前的3次山西類似案件一樣，在反復上訴與駁回之間掙扎，最后均以原告方敗訴告終。東京高等法院在終審判決中盡管認定了侵華日軍二戰期間在海南島綁架、監禁和強暴婦女的事實，承認日軍暴行對受害“慰安婦”造成了精神疾患，其損害直到現在還在持續。但以中國政府在1972年的《中日聯合聲明》中放棄了索賠權為由，認為受害人的個人索賠權也因此喪失，裁定原告敗訴。

　　消息傳到中國后，外交部發言人作出回應：日方應拿出應有的道義感和責任感，盡快妥善處理，還受害者一個公道。

　　曾數次陪同老人出庭的中方代理律師康健告訴海南日報記者，此前她曾代理過山西的“慰安婦”事件受害幸存者起訴日本的案件，后來看到海南省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整理過的資料中顯示有海南島“慰安婦”的問題，就在1997年的時候，趕到海南，在海南省政協調查的基礎上，又一起來做些調查。

　　康健說她和日本律師團多次到海南調查“慰安婦”事件，相比山西，海南有語言上的障礙，因為幸存者大多都是少數民族，沒法直接交流，就要進行雙重翻譯，借助黎語翻譯成普通話以后，再翻譯成日文，這個難度就比較大，時間費得也比較長。

　　在東京高等法院進行二審的時候，康健等特別提出要對受害者做精神損害鑒定，日本政府的代理人剛開始不同意。但東京高等法院的法官認為這件事情關系重大，認為有必要鑒定。所以就由康健委托日本的精神方面的專家野田正章，對受害者進行鑒定。

　　為此，野田正章先后來海南兩次，直接跟每位受害者做精神方面的調查。最后得出結論，這些“慰安婦”事件受害幸存者不僅受到了嚴重的肉體創傷，還有精神創傷的綜合癥。有的受害者更嚴重，是一種不可逆轉的創傷。所以野田先生以專家證人的身份出庭，做出精神科專家的證言。后來的二審判決認定了這個專家的證言，認定這些阿婆不僅當年有嚴重損傷，精神上的損害更是持續到現在，康健說，這種認定實際對日后的解決留下了伏筆。因為原來日本政府就是說喪失了時效，但是如果這種損害是持續狀態的話，那么這個時效根本沒喪失。但是最后日本最高法院還是維持一、二審判決，駁回了訴訟請求。

　　晚景：她們需要全社會的關愛

　　如今，當年起訴的8個老人，只剩下陵水的陳亞扁和黃有良兩位老人尚健在，保亭的6位老人已全部離世，“2012年陳金玉老人去世，2013年林亞金老人去世，而隨著今年6月鄧玉民老人的去世，保亭境內已無‘慰安婦’事件受害幸存者。”陳厚志言語中難掩悲痛之情，“連續三年每年送走一位老人。”

　　即使僅剩的8個老人狀態也并不樂觀，臨高的符桂英老人今年已95歲，患上了帕金森綜合癥，她是目前國內公開“慰安婦”事件受害幸存者身份中最年長的；陳亞扁隔天就得吊一次鹽水，她常對來看望自己的人說，“下次來，就見不到我了。”

　　康健律師在接受采訪的最后有些激動，或許是采訪過程中的回憶勾起了她對老人們深深的同情。她提到，此前林亞金阿婆生病住院了，卻沒有人陪伴。這讓康律師很是傷感。她還提到，此前一些加拿大的華僑還曾計劃捐助，在海南建一些養老院幫助這些受害者，然而最終這個計劃還是流產了。陳厚志也提到，在他調查中，老人們多次反映希望能集中居住，這些有共同經歷的老人可以互相支持，比起肉體上的痛苦，她們更難忍受精神上的孤獨。

　　記者了解到，目前在我國對“慰安婦”事件受害幸存者尚缺乏國家政策層面的支持，僅有的支持是道義上的。國家尚未將“慰安婦”問題及對日訴訟納入國家責任，并強化相關法律依據。

　　在日本政府尚未對“慰安婦”做出具體的道歉和賠償情況下，相比較而言，韓國政府現今對每位“慰安婦”事件受害幸存者提供每月數十萬韓元的生活補貼及免費醫療保險等。社會慈善機構也較為關注，會定期寄生活援助費；我國臺灣地區每月也為幸存者提供生活補助，還提供健康檢查和住院醫療等補貼。康健律師呼吁社會，尤其是政府機構能夠更為關心，關注這些老人的生活，做一些實實在在的事。這些老人受到的傷害，不僅是肉體上的，更是精神上的嚴重創傷，更需要周圍的人給她們更多關心，高齡的時候能有一些精神上的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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