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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年前的7月28日，第一次世界大戰全面爆發。作為這場大戰的參與者以及名義上的勝利者，中國人也有必要對之進行深入的反思和紀念。

　　一戰的結果雖是以英、法、俄為首的“協約國”取得勝利。但殘酷的戰爭把歐洲變成了一個巨大的“絞肉機”，令勝敗雙方都元氣大傷，集中暴露了西方文明的弊端。德國思想家斯賓格勒大戰最后一年出版《西方的沒落》一書，就把世界圍繞西歐旋轉的“西方中心論”，稱作是荒謬、自欺欺人的“歷史托勒密體系”。

　　當時的中國雖然積貧積弱，但因加入“協約國”并對德國宣戰，特別是累計派出約30多萬勞工遠赴英法等國參戰，也成為戰勝國之一。不過，中國從“戰勝”中收獲的是深深的屈辱。中國被視為“第三等戰勝國”，不僅沒有分享到任何勝利果實，就連德國在華侵略形成的權益，也被“協約國”非法轉交給狼子野心的日本。殘酷的現實逼迫中國人做出反思。所謂“弱國無外交”，世界仍處于“強權戰勝公理”式“叢林法則”的支配之下，中國不能再依傍西方文明。“要自救、當自強、走新路”成為當時中華兒女的基本共識。

　　中國自救的新路在哪？當時主要有三大探索思潮：一是一戰初期“新文化運動”中提出的“激烈反傳統”、“拼命往西走”的西化思潮——那時中國人還很少注意到一戰的慘烈和悲哀。二是一戰末期由俄國“‘十月革命’一聲炮響”送來的社會主義思潮。三是一戰結束之后一段時間內出現的重建中華文明的思潮。這三大思潮深刻影響到此后百年中國思想舞臺格局。

　　重建中華文明思潮的出現，主要是因為一戰期間及其結束后一段時間里，訪問過歐洲的梁啟超、張君勱等思想家，親眼目睹歐洲各國哀鴻遍野的慘狀后，認為“科學萬能論”、“西方中心論”已經破產，中國不能再一味戀慕和學習西方，而是應從價值上回歸自身傳統、重建中華文明，并為苦悶的歐洲人提供文明方向上的指引。1920年訪華的英國思想家羅素，也多次發表演講，并寫就《中國問題》一書，指出“中國的問題不僅是政治獨立的問題，文化獨立同樣重要”，認為“中華文化如果完全屈從于西方文化將是人類文明史的悲哀”。這些人的呼吁，激發了中國學界重新反思中華文明的熱情，傳統文化研究蔚然成風。

　　遺憾的是，正如前秦時期諸子百家競相爭鳴一樣，在國勢陵夷、戰亂頻仍的年代，可以進行激烈的思想交鋒，但很難進行穩定的文明建設。而建國后，“文化大革命”等運動又使中華文明的重建一度遭到擱淺。但是，弘揚中國傳統、重建中華文明，始終是縈繞在中國人心頭的一大夙愿。

　　今天，西方文明許多致命缺陷仍沒有得到彌補和矯正，而中國早已非一戰期間那個積貧積弱的國家，正蒸蒸日上、走向富強。中國正在重建文化自信，必將走出一條人類文明的新趨向。我們紀念一戰，不必再以當時的中國是戰勝國卻遭到列強的羞辱而感到義憤，但必須以百倍的民族自強和文明自信心，一方面重新接續中國歷史文化傳統，一方面繼續學習借鑒西方優秀文化，進而再造中華文明的輝煌——這是對一戰的最好紀念方式！▲

　　(作者是首都師范大學儒教文化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