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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落馬的天津市公安局原局長武長順在任上時申請了35項專利，其中34項與智能交通等領域相關。

　　剛落馬的天津市公安局原局長武長順居然是個“發明家”，他在任上時申請了35項專利，其中34項與智能交通等領域相關。1999年后，武長順部分專利被大規模用于天津的交通領域，他獲利甚豐。(《新京報》8月11日)

　　了不起，武長順，“中國的愛迪生第二”非你莫屬，不，應該叫“愛迪生第三”，因為王立軍比武長順還牛，他在任重慶市公安局局長那會兒，申請了187項專利，所以有資格做“老二”，武長順只好屈居“老三”。既然有“老二”、“老三”，公安系統恐怕還潛伏著一些不為人知的“發明大王”，“老四”、“老五”總有亮相的時候。

　　公安局長成“發明家”，我這榆木腦袋實在想不出其中的奧妙所在。王、武兩位都是直轄市的公安局長，想來政務繁忙，一天到晚奔波在維穩最前線，哪有閑暇和興致去從事發明創造？搞發明創造的人大多得是耐得住寂寞的人，愛迪生就不去說了，就以“發明大王”任文林來說，從1992年起，他共申請了121項專利，獲得國家授權的有40余項。為此，他付出了巨大代價：負債累累不說，還承受了妻離子散之痛。萬般無奈之下，2001年9月，他向湖北省勞動和社會保障廳申請了“失業救濟金”，過起了靠吃失業救濟搞發明的生活。

　　這里，我不想探討王、武二人為什么那么熱衷于申請發明專利，其中緣由報道已經說得很清楚，就是借專利牟利。我想追究的一點是：王、武兩人申報的專利何以那么容易獲批？難道他們申請的發明專利特別重要或者說特別有創造性嗎？我看未必，如王立軍“發明”的女警官雨衣無非是添加了點紅色，這也能算是發明創造嗎？如武長順“發明”的交通信號系統，全市推廣使用后不久就出現了問題，很多路口干脆撤了，這樣的專利有多少技術含量？

　　不解的是，掌握發明專利審批大權的各級知識產權局對王、武兩人申報上來的專利申請來者不拒，照單全收，無論是應批還是不該批的都批了。這不免讓人生疑，掌握專利審批大權的部門似有看人(實則看官職)而不是根據申請事項在行使審批權。審批者難道就沒想過嗎？如王立軍、武長順這樣的大忙人、大官人，有這么多時間、這么高的興致從事發明創造嗎？難道有關審批機構就不懷疑申請的專利有水分嗎？難道就不懷疑此中有詐甚至是借機斂財嗎？

　　一方面，普通百姓申請發明專利難于上青天，如發明了“能夠發漢字短信手機全世界首創人”的王國起，在申請專利中遭遇了諸多曲折，任文林就更不要說了；另一方面，則是某些官員申請專利輕而易舉，兩者構成的反差，不正說明有關知識產權的審批部門在發明專利的審批上涉嫌失職瀆職？

　　古往今來，官員在任上成為發明家的事例極為罕見，在當今中國這樣的體制下，肩負保一方平安的公安局長成為“發明大王”更是不可思議。王立軍、武長順這樣的貪官之成為“發明大王”，絕對是中國乃至世界科技史上的笑話！相關知識產權審批部門有必要對此進行深刻反思，尤其是當媒體揭露他們之熱衷發明專利申請旨在借機斂財后，更應警覺，今后在審批官員的發明專利時要多問幾個為什么，切不要再助紂為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