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翠霞女，山東師范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曾任山東省委黨校科學社會主義教研部副主任。

　　原標題：喬翠霞:官員生活狀態應回歸正常

　　9月1日，中央黨校主辦的《學習時報》，刊登喬翠霞和魏聯合的署名文章《關注領導干部生活狀態》，開篇即提出：“‘一邊是工作上的廢寢忘食，一邊是生活上的貪污腐化’，這是目前我國相當一部分落馬干部‘雙面人生’的真實寫照”。隨著近期多名官員的落馬，“反腐”成為年度熱詞。而為何部分落馬官員有生活作風問題？喬翠霞和魏聯合的調研也許能給出一個新的參考答案。

　　他們曾在山東省委黨校對450多名官員做過有關工作狀態和生活狀態的問卷調查。在他們看來，調查結果顯示，非常態的工作節奏和方式，以及異地任職的經歷，易使干部逐漸脫離正常家庭生活軌道，走上腐敗之路。

　　“讓公眾了解官員真實狀態”

　　新京報：為什么會做這樣一個調查？

　　喬翠霞：我在黨校工作16年，接觸官員多，對這個群體很關注，他們身上有閃光點，但整個社會大氛圍下，不少人對這個群體的認知是負面的，我們想讓公眾了解官員真實的狀態。

　　新京報：針對官員的生活狀態做調查比較少見，有受什么啟發嗎？

　　喬翠霞：真有一個，今年春節央視推出了“家風”報道，我覺得找得準，現在都說踐行核心價值觀，但不能空對空，家風就是很好的微觀載體。假如一位官員工作兢兢業業，但家庭生活一團糟，在子女的成長中角色缺失，我想這并不符合社會發展。

　　新京報：是否也和當前的反腐形勢有關？

　　喬翠霞：確實有反腐的大背景在前。如果中國發展是輛前行的列車，官員群體肯定是車頭，我們看這段時間官員被查，很多伴有通奸、生活作風問題，難道這類群體全都作風不好、生活腐敗嗎？該仔細去分析，這個群體為什么出現這些問題。

　　新京報：你有做社會研究的學科背景嗎？

　　喬翠霞：我本科和研究生都學政治學，博士學的是產業經濟學，有這7年的積累，我非常關心政治的東西，是天然的一個興趣。

　　“樣本能覆蓋官員群體”

　　新京報：調查問卷的設計花費時間長嗎？

　　喬翠霞：從我們有想法到出問卷，大概3周。其中征求了不少研究政治學老師的意見，反復修改了幾次。

　　新京報：在設計問卷時會有哪些考慮？

　　喬翠霞：首先問題不能太多，不然對方不太理你，也不能太難答、太敏感，一看都是反映負面的東西。還有細化到問卷答案的選項，比如異地任職年限，不同選項時間段怎么劃分，各方面都要考慮。

　　新京報：調查對象的樣本是如何選擇的？

　　喬翠霞：還是依賴已有的資源，黨校長年有官員進修班，調查樣本基本覆蓋了黨委、政府機關、人大政協、司法、事業單位、企業、高校、部隊等部門，涉及副科至正廳各級，多個年齡階段。

　　新京報：會有顧慮嗎，擔心官員不接受這樣的問卷調查？

　　喬翠霞：最后收上來問卷大多是匿名的，很少有官員填寫真名，再者問卷中沒有特別敏感的提問，唯一比較敏感的是子女海外教育經歷、支出等，這一項有的官員就沒填。

　　新京報：設計這一問題是想調查裸官的情況嗎？

　　喬翠霞：跟裸官沒關系。出國留學通常花費多，主要是想看子女的教育給官員帶來的經濟壓力。但最后看調查結果，山東省這樣的情況比較少。

　　異地任職易引發官員家庭危機

　　新京報：你在文章開篇說，工作上廢寢忘食，生活上貪污腐化，是目前我國相當一部分落馬干部“雙面人生”的真實寫照。哪些數據能得出這樣的結論？

　　喬翠霞：中國官員真的挺累的，問卷顯示，多數官員平均每天工作時間均超過8小時，其中“8小時”為19.74%，“8-10小時”為64.65%，“11-15小時”為14.75%，86%的受訪者被要求必須保持手機24小時開機。

　　新京報：但你所說生活上的貪污腐化，在問卷調查中看不到這樣的數據支撐。

　　喬翠霞：這更多是基于對現象的分析，類似于推理，現在大多落馬官員多伴有生活作風問題。但如果問卷中談這樣私密的東西，很難得到真實答案，面談的話更不會告訴我們。

　　新京報：這樣的雙面人生在你身旁有真實的例子嗎？

　　喬翠霞：確實存在，比如一些官員，曾和我們一起到紅色教育基地，通過日常相處能看到他最真實的情感流露，后來看到他出問題，自己就感慨頗多，甚至心理上會接受不了，一直會疑惑，怎么會這樣？

　　新京報：你在調查中也很關注官員異地任職的情況。

　　喬翠霞：以調研情況看，一半以上有過異地任職的經歷，平均異地任職時間為5.5年，75.6%因各種原因曾兩地分居，這是引起官員家庭生活危機的原因之一。

　　新京報：你覺得感情生活的混亂和異地任職有怎樣的關系？

　　喬翠霞：我們知道古代官員異地任職是為防止腐敗，但現在因為交通、通訊的發展，防止親情上的腐敗已大打折扣，中國傳統社會里有熟人社會的監督，熟人會給他工作、生活一種壓力，異地任職反而缺乏這種監督。

　　新京報：沒有異地任職出現腐敗的可能性就小嗎？

　　喬翠霞：其實對大多數官員而言，即便沒有異地任職，“幾乎不著家”的工作節奏和方式，也極易使他們逐漸脫離正常家庭生活軌道，淡化其應當承擔的家庭責任，這也成為官員情感“溜號”的重要原因。

　　建人脈網絡已成官員“必修課”

　　新京報：問卷中有一個按在外就餐頻率將對象從高到低排列，這一問題能反映出什么？

　　喬翠霞：通過看官員這一周跟誰吃飯，我們發現，家人團聚、和朋友的社交少，和同事、上級領導吃飯等公務比較多。

　　新京報：這也是容易引起腐敗的一個因素？

　　喬翠霞：公款吃喝泛濫一個重要原因在于，“酒席、飯桌”已經異化為工作的延續，很多工作需要在半公半私的人際交往和觥籌交錯中“搞定”。

　　新京報：你覺得出現這樣狀況的原因是什么？

　　喬翠霞：中國是個人情社會，法制尚不健全、制度尚不完善，這種構建“人脈網絡”、疏通工作通道的交際應酬，已經成為政府官員的“必修課”。

　　“評價體系要回歸正常”

　　新京報：你最希望通過問卷調查來表達什么？

　　喬翠霞：如果說前30年是中國社會發展的轉軌期，現在就是常態化，除了經濟的中低速增長，社會的發展應慢慢步入正常狀態，生活、工作方式也該進入常態化。以往官員在“爬坡”時特別努力，扭曲了一些東西，現在這些應該回歸正常。

　　新京報：扭曲的是哪些？哪種狀態又是你理解的“正常”？

　　喬翠霞：扭曲的是工作與生活的關系。這兩者都不可缺少，有工作，也必須有生活。其實在西方文化中，很難看到為工作兩地分居的狀況。

　　新京報：你覺得現在官員的評價體系應該發生變化嗎？

　　喬翠霞：確實要改變過去單方面塑造“鐵人”式領導模范的思維定勢，培育“新型官員”，官員形象更加真實，更接地氣。實際上我們已經在嘗試，比如在做官員績效考核標準，希望把“德”這一塊放進來。

　　新京報：但“德”這樣的標準很難量化？

　　喬翠霞：確實，是很難的問題。怎么解決，也需要很多思考。我覺得現在已經有很大的改變了，八項規定后，大吃大喝確實少多了，官員之前可能是不愿意應酬，但不得不，現在是不能做。比如我和學生談話，問八項規定后他們家庭生活有無改變，他們說最大的變化就是家里人吃飯多了。這種家庭的回歸，我覺得就應該是納入考核的。

　　新京報：有沒有考慮今后繼續做類似的調查？

　　喬翠霞：我們一直覺得這個題目有價值，希望做一個大的課題，長期去關注官員群體，過兩三年，長期追蹤，比如通過追蹤反腐形勢給官員帶來的變化，去揭示群體背后的一些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