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萬余尾到57尾

　　葛洲壩落成后，中華鱘在壩下聚集，捕撈和誤傷導致數量急劇減少

　　這條大魚命運的拐點，早在30多年前，危起偉就有所預料。

　　葛洲壩截流的1981年，葛洲壩下的沿岸漁民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饋贈”。中華鱘在壩下扎堆，好抓極了。宜昌點軍區紫陽村漁民王輝富記得，他劃著杉木漁船，一個晚上幾袋煙的工夫，就捕到7尾，每條魚都有二三百公斤，讓漁民們大開眼界。此前，當地漁民幾乎見不到這么多這么大的魚。

　　王輝富童年的記憶里，捕獲巨大的中華鱘曾是至高的榮譽，這種榮譽不在于鱘本身的價值，而是漁夫精湛的技藝。王輝富說，“通常是幾條船合力，用最好的滾鉤，不能生拉硬拽，它力氣大得很，容易船翻人亡。要柔著來，滾鉤掛住后，由著它跑，等它累了，再用繩子圈住尾鰭拉上船。”

　　王輝富的父親終其一生，只打上來一條中華鱘，像拜神的儀式一樣，擺酒宴請全村人來慶賀品食，這讓人不禁聯想到《老人與海》里的情節。然而，和書中的大魚一樣，中華鱘的命運也在被人類改寫。

　　中華鱘無法知道，產卵之路已被截斷，它們在壩下聚集徘徊，不斷嘗試尋找出路，無一成功。危起偉說，這些魚，有些可能是出生后第一次回來，卻無法找到那個根植于基因的熟悉的“家”了。

　　隨著聚集的中華鱘增多，水面、淺灘上，總能見到一坨坨魚肉，或是斷了頭的，截成幾段的，它們大多是被壩下發電的水輪機絞死的。王輝富記得，魚最多的時候，遠遠望去，江面上浮動著一波波染紅的漣漪。

　　“那年，宜昌的大街上，常見到用板車拖著中華鱘的。中華鱘捕撈量大幅增長，捕殺了近2000余尾。” 危起偉說。

　　無度的捕殺使中華鱘繁殖群體數量急劇滑坡。危起偉介紹，上世紀七十年代，長江里的繁殖群體能達到1萬余尾，葛洲壩截流的80年代，驟減到2176尾，2000年僅有363尾。1983年國家禁止對中華鱘的商業捕撈，只允許用于人工繁殖的科研捕撈。

　　然而野生中華鱘數量的銳減，讓科研捕撈的指標都無法完成。中華鱘研究所所長高勇介紹，80年代的科研捕撈指標是長江水產研究所和中華鱘研究所每年各100尾，但兩家機構每年各自能捕到五六十尾已很不錯。2000年后，兩家每年加起來也只能捕撈二三十尾。2008年，農業部組織專家論證，估算繁殖群體不足200尾，野生種群岌岌可危，科研捕撈就此叫停。

　　盡管新的產卵場形成，國家也出臺一系列保護措施，但仍沒能挽回中華鱘的數量的驟減。一些中華鱘在到達產卵場前，就已遭遇意外。洄游到產卵場的1600多公里的遙遠路途，是通航能力不斷擴張的長江黃金水道，中華鱘要躲避如織的船舶和密布的網鉤。長江水產研究所中華鱘課題組的科研人員常常收到誤捕誤傷中華鱘的報告。

　　課題組助理研究員王成友2007年曾救治了一尾受傷雌性中華鱘，并做了超聲波標記。2009年，沿岸監測站發現這條中華鱘的信號，大概在銅陵，距離長江口513公里的江段。“它回來產卵了，這太讓人興奮了，”王成友說。

　　監測到信號不斷向上游移動，它到了武漢，距離產卵場越來越近。“但就在岳陽，失去信號。”王成友說。后來漁政部門打來電話，這條魚被漁民誤捕，等王成友趕到時，大魚已死。

　　“誤傷誤捕的鱘中有一半都會死亡。”王成友說，上世紀八十年代每年都有三十至四十尾因此致死；上世紀九十年代，隨著種群數量的減少，意外死亡的數量降低到每年十幾尾；最近十年，每年大約五六尾意外死亡。與這一數據相對比的是，目前野生繁殖群體估算只有57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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