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9年哥本哈根大會開始，全球氣候變化應對的治理結構便逐步向“大國治理”的模式過度。5年后的今天，中美借由APEC會議達成減排上的共識。 CFP 資料

　　11月12日，中美簽署有關應對氣候變化和清潔能源合作的聯合聲明，借由這個聲明，中美兩國各自公布了最新的氣候變化應對及長期碳減排計劃。

　　根據聲明，美國2020年后將把二氧化碳減排速度提高一倍，從平均每年的1.2%提高到2.3%-2.8%，到2030年將比2005年減少排放26%-28%。而中國的計劃則更具沖擊力，習近平正式宣布中國將在2030年左右實現碳排放的峰值，而后逐年開始下降，根據該計劃，到2030年，非化石燃料在中國能源的占比將達到20%。

　　中美兩國的這一聯合聲明基本上已經為明年即將召開的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巴黎）掃清了障礙，使得短短2個月前在全球氣候峰會（紐約）上還顯得模糊不清的全球氣候變化應對路線圖一下子變得極為清晰，這也無疑讓眾多指責和懷疑中國氣候變化努力的觀察家大跌眼鏡。實際上，經由APEC（北京）簽署的中美聯合聲明已經給世界發出一個極為明顯的信號：全球在氣候變化應對上迎來“新常態”。顯然，這也是中國經濟新常態在氣候變化領域的一個重要延伸。

　　第一，全球氣候變化應對進入“大國治理”階段。

　　到目前為止，在全球氣候變化應對的發展歷程中，我們大致可以把它分為早期（1990年-1997年），中期（1998-2009）和后期（2009-現在）三個階段，盡管每個階段都隸屬于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但其中在國別上存在很多不同。

　　如果說，在早期階段，治理體系還未成型，屬于春秋戰國群雄紛爭的話，那么進入中期后，以《京都議定書》的簽訂為界限，基本上可以劃入“小國治理”階段。所謂“小國”并非是國際地位和影響力小，而主要是排放規模“小”，從全球范圍看，雖然55%的排放量進入了《京都議定書》，但中美印等實際或潛在排放大國都未真正進入該協議，從而在實際上決定了10年后該議定書被“空心化”的結局。其結果便是，到2009年的哥本哈根氣候變化大會，前期較為積極的減排國家無法真正左右全球氣候變化應對的大政方針。

　　究其原因，2009年后，“小國治理”的模式已經無法適應全球氣候變化應對以及全球政治經濟發展的需要了，其中最大的一個需要是，作為最大的排放國，中美兩國如何發揮其作用？由此，實質上，自2009年哥本哈根大會開始，一直到今天，全球氣候變化應對的治理結構便開始逐步調整，向“大國治理”的模式過度，開花結果的一刻就是在5年后的今天，中美借由APEC會議達成減排上的共識，也只有這樣的共識才足以真正實現巴黎氣候變化大會的全球框架目標。

　　第二，全球氣候變化應對進入“快車道”。

　　治理結構一旦明朗，其實也就基本決定了未來全球氣候變化應對的主戰場和方向，這一點與中美兩國本身在社會經濟上的巨大體量以及輻射力息息相關。

　　一方面，中美兩國是經濟規模上的領頭羊，無論是通過那種匯率計算方式（購買力平價或者名義匯率），加總起來，總規模可以占到全球經濟規模的1/3左右，這意味著兩國自身的氣候變化應對和減排都對全球有著直接的影響。就目前公布的計劃而言，中美兩國的減排速度平均提高了1倍左右，這樣的加速不僅反映了近年來隨著全球變暖趨勢的加劇而凸顯出來的各種挑戰，而且也很及時地體現了中美兩國在氣候變化應對利益上的趨同。

　　從中國方面來看，氣候變化應對問題已經和各種環境污染的治理在制度、政策和市場激勵上密不可分，其中某個方面的加速都可以同時帶動另一個方面的提速。

　　而從美國方面來看，氣候變化應對不僅是一種直接的經濟利益，而且其中還蘊藏著政治利益（黨派競爭和選舉的需要）。根據最新的民調，高達7成左右的美國公眾希望能夠積極應對氣候變化。

　　這些內生性的因素經過多年的累積，已經到了逐漸發揮影響的時間，并最終促成了中美兩國各自的減排計劃。

　　另一方面，我們還要看到，中美兩國在氣候變化應對上的措施都會在全球范圍內產生強大的連鎖效應，即便在大國治理的過程中，某些地區和國家可能會被邊緣化，但其實，也只有中美兩國真正地進入氣候變化應對的“快車道”，才能繼《京都議定書》之后極大地推動全球進程，中美兩國將發揮各種在政府主導、市場調節等領域的優勢，輸出資金、技術和基礎設施，合力并舉共同推進氣候變化議題。

　　第三，全球氣候變化應對進入“全球化”階段。

　　中美氣候變化聯合聲明的另一個重要亮點是在前期兩國合作的基礎上繼續推進多個領域的合作，包括清潔能源研發、推動碳儲存和捕捉（CCS）技術合作、啟動低碳城市發展合作、促進綠色商品貿易等等，其中可以看到，氣候變化上的合作已經從前期的技術合作開始向貿易、城市和市場等社會經濟領域延伸。

　　這表明，在未來，隨著中美兩國各自圍繞減排目標而展開相應的工作，氣候變化應對也將吸收過去數十年以來形成的全球化成果，那就是在全球范圍內配置減排資源，包括減排的配額、技術、資金、市場以及人才等等，也就是在新的全球國際經濟貿易金融的體系內，開展更加有成效的減排工作，以極大地降低全球氣候變化應對和減排的成本。就此而言，全球氣候變化應對有望在不遠的未來進入體現為“要素整合”的“全球化”階段，從而避免在之前走過的“單邊應對”或“孤軍奮戰”的格局。

　　總體而言，在中國經濟新常態和美國內部社會經濟調整的大背景下，著眼于各自的戰略發展需要，中美兩國都在迅速調整各自氣候變化應對的策略，并尋求最大程度上的共識，以推進全球應對進程。全球氣候變化應對的新常態顯然已經是大勢所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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