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

　　木村伊量，1953年生于香川縣首府高松市，2012年6月開始擔任《朝日新聞》社長，2014年11月14日辭職。

　　有日本社會民主主義“守護神”之譽的《朝日新聞》究竟怎么了？最近，不少人都在問這一問題。誤報、虛報、權力斗爭……各種質疑鋪天蓋地飛來。

　　61歲的《朝日新聞》社長木村伊量，無疑處于這場風暴的中心——他因慰安婦及福島核電站等新聞的誤報事件而備受爭議與指責。11月14日，木村辭職了。

　　遭遇圍追堵截的“賣國賊”

　　不到半年曝出的兩起誤報事件，讓競爭對手和右翼勢力找到了充足“彈藥”，借勢發難，將木村攻擊得體無完膚。

　　吉田昌郎曾是福島第一核電站站長，在“3?11”后指揮核電站事故災后處理，2013年因患癌癥病逝了。過世前，他曾向調查人員講述當時情況，被收錄成“吉田筆錄”。《朝日新聞》在今年5月20日頭版報道中引述筆錄，稱核事故發生后，“90%員工違反吉田命令，擅自撤退到福島第二核電站”。報道一出，社會嘩然。

　　此后日本各大報紙證實，員工并非故意違反命令，而是溝通不暢導致他們誤解了吉田的命令。輿論批評《朝日新聞》刻意扭曲吉田的意思，而木村把關不嚴，必須還吉田及核電站員工一個公道。

　　此外，《朝日新聞》過去曾長期引用日本已故作家吉田清治“韓國濟州島存在日軍強征慰安婦”的證言。8月5日，《朝日新聞》刊登題為“關于慰安婦問題的思考”的特輯，稱吉田清治的證言是虛假的。木村也承認過去的相關報道有誤。可是，很多人并沒有放過木村，迅速給他打上了“賣國賊”的標簽，并要求他公開謝罪，承認不存在日軍強征慰安婦問題。

　　重壓之下，2012年6月才上任的木村，只剩下辭職一條路來破解危局。

　　講原則的媒體人

　　木村就誤報事件而道歉，日本媒體紛紛就此進行了報道。

　　1976年，23歲的木村伊量從日本名校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部畢業后，進入《朝日新聞》社，一干就是38年，先后擔任過《朝日新聞》東京本社政治部記者、駐美國白宮記者、社論委員、政治部長、東京本社編輯局長、歐洲總局長、西部本社代表、負責廣告及策劃的董事直至社長，被人笑稱“生是朝日人，死是朝日鬼”。

　　雖然大半輩子在媒體圈打滾，但木村卻是個非常低調、謹慎的人，翻遍日本各大媒體，基本找不到關于他個人的報道。在日本，對個人進行“專題報道”一般不是什么好事，往往意味著金錢、暴力、性等丑聞。特別是競爭激烈、互相攻訐的日本媒體圈，像木村這種大腕，只要被抓到一點“小辮子”，都會被對手上綱上線、無限放大。這從另一個側面說明他30多年的職業生涯中沒有個人丑聞。能做到這一點著實不易，在日本媒體行業可謂鳳毛麟角。

　　至于個人愛好，木村能說的似乎就兩點，一是他非常喜歡打網球，在全日本業余選手中名列前茅；二是他對交響樂也頗感興趣，在美國時經常去聽芝加哥交響樂團演奏。

　　木村穩打穩扎、嚴肅自律的性格，正好符合《朝日新聞》的精英風格，這也是他能步步高升、坐上社長寶座的重要原因之一。當然，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朝日新聞》社也有派閥政治。木村就是受益者之一。該社一向由政治部出身的編輯記者執掌大權，而負責國際政治的人又是政治部的領頭羊。木村從入社就一直負責國際政治新聞的報道和評論，自然倍受前輩們的提攜。在擔任要職后，他提拔的也多是政治部的人。

　　作為一個媒體人，木村懂得權變，卻不會輕易放棄自己的原則和信念，即使好朋友也不給面子。

　　日本政治評論家加藤清隆是木村的多年好友，也畢業于早稻田大學。加藤的女兒在英國留學時，木村是她的監護人。今年10月20日，英國駐日大使館決定向木村頒發勛章，表彰他駐扎倫敦期間所做的貢獻，木村還打電話給加藤：“希望你做我的見證人。”

　　“慰安婦誤報事件”發生之初，加藤在一次朋友聚會上早到半小時，專門勸說木村：“如果吉田的證言不可信，你進行修訂后謝罪，并做出一些社內處分。這樣不會有太大影響。”可木村斬釘截鐵地回應道：“歷史事實不容改變，所以我沒有謝罪的必要！”加藤又勸：“如果不變通一下，你和《朝日新聞》都將遭遇巨大的沖擊。”木村絲毫不為所動。此后，加藤在《文春周刊》發表了質疑日軍強征慰安婦問題的一些觀點，結果很快收到了好友木村發來的郵件：“你不用來我的授勛儀式了，理由你懂的。”

　　道不同不相為謀。木村作為《朝日新聞》的社長，確實很有性格。即使在承認吉田證言有虛偽成分、報道有誤之時，他也始終沒有因此就否認日軍強征慰安婦的事實——文章雖然有瑕疵，但道義卻堅決不放棄，這對木村伊量來說不容模糊。

　　中日關系的理性看待者

　　右翼和安倍為何如此忌憚木村？這和他的身份與政見有密切關系。

　　《朝日新聞》不但是創辦于1879年的百年老字號，以700多萬發行量位居世界第二，而且始終保持一種“精英報紙”的色彩。其讀者學歷最高，大學以上的讀者占33.2%；讀者的家庭收入也是最高的，年收入超過1000萬日元(約合52萬元人民幣)的家庭占31.8%。它的影響不可小覷，換言之，社長木村一定程度上影響著日本的上層社會。

　　說到政見，木村對中日關系的看法不得不談談。他多次說到，周恩來總理曾用“前人栽樹、后人乘涼”來比喻外交關系。在日中關系上，兩國都應該盡力維護前人栽下的樹木，為之施肥澆水，反之后果不堪設想。木村對現狀有著強烈的危機感：“面對未來不等于忘卻歷史，如果日本民眾不能真誠地面對歷史，日本與亞洲各國的關系將陷入僵局，也勢必影響到日本的將來。”他說，日中有幾千年的交往史，日本學習了中國很多東西。二戰后，日本在經濟復蘇上超過了中國。現在，中國正在拼命趕超，而且遲早會成為一個世界大國。在這個過程中，民眾的民族主義情緒可能會抬升，而媒體的責任，應該是盡可能地防止不理性情緒的擴大。

　　在談到中日關系的前景時，木村坦率地說，個人對兩國關系的前景究竟是樂觀還是悲觀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如何讓人們正確地面對這些問題，而不是聽之任之。他還強調，日本存在一種“劇場化效應”。就好像有的人對政客根本不了解，但因為喜歡他的表面而支持他。這些情況都是客觀存在的。

　　讓人可惜的是，這么一位有見識、有擔當的媒體人，在日本社會整體向右轉的不良氛圍下，悲涼謝幕。不過，正義與理性的聲音，卻并不會因此而消失。正如日本網友評論道：“埋葬木村伊量、埋葬《朝日新聞》，就是在埋葬日本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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