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明國書法“清風廉韻”

　　據人民日報客戶端“俠客島”消息：時光似箭，歲月如梭。轉眼之間，又到周末。翻翻日歷，又到島上司徒少俠首創之“周一拍蒼蠅周五打老虎”的時間了。你沒有失望，加班的渴望也不會落空。

　　中紀委再次如約而至。還是熟悉的配方，還是熟悉的味道。

　　應聲落馬的廣東省政協主席朱明國，成為十八大后全國落馬的第七名正部級官員。之前六個，是蔣潔敏、李東生、申維辰、李崇禧、白恩培、何家成。

　　好了，接招吧。今天的長文滿滿的都是料。島君在后臺等著回復你們的留言。躁起來。

　　落馬前，落馬時

　　你們有時會抱怨為總在深夜發文，那是因為我們挖料挖得辛苦。像一些媒體那樣八一八簡歷就做個標題發出來的做法，我們是不屑的。獨家，總是很辛苦。

　　“涉嫌嚴重違紀違法，目前正接受組織調查”，這樣簡潔有力沒有歧義的表述，卻總是會因為畫面感的缺失而充滿想象。俠客島駐廣東官場小鉆風拍馬馳報，此次朱明國落馬頗具電影鏡頭感：今天上午，原本計劃至外地出差的朱明國，在廣州白云機場被紀委人士帶走。或許因此，今天下午，廣州到北京的飛機有些都出現了延誤。

　　也因此，此前朱明國曾“消失3個月”的說法再次被翻出。那是今年6月的事了，當時的朱明國曾被媒體觀察到近3個月沒有露面，在廣東政協的工作都由副手接替，一時間流言四起。

　　明星朱明國

　　不過，如果你再細心翻資料就可以發現，當時的“消失3個月”，不過是因為他在中央黨校學習了3個月。結束學習后回到單位，他跟同事們熱情地說的第一句話就是：“久違了！”

　　用刊發這篇報道的《羊城晚報》的說法，當時的朱明國，“幽默風趣一如從前”。

　　在被媒體消失的三個月期間，朱明國“每天早上6時起床，鍛煉一個小時”，還“利用課余時間重讀了馬列的經典原著”。被他反復提起的是去河南蘭考焦裕祿學院和紅旗學院的體驗式教學經歷，稱自己“在歷史和現實的交融中深受震撼和教育”。

　　這次經歷似乎確實對朱有所震動。他反復把玩著焦裕祿的那句名言——“吃人家嚼過的饃沒有味道”，計劃著在明年的全國兩會上就廣東省縣一級政協的基本情況做一個調研，形成報告、主題發言。要完成這個目標，他給自己定下了“每年下基層不能少于60天”的任務。

　　現在看來，這個計劃是沒有機會完成了。

　　朱明國落馬后，島君的朋友圈里有姐們兒刷了這么一條：“看到朱明國被調查的消息，首先想到了重慶市公安局。2012年冬天，為了采訪去了一次重慶，看到公安局門口有王立軍題詞的大石頭都被抹干凈了，只剩下原公安局局長朱明國題詞的一塊石碑。這下好，估計門口又該撤石碑了吧？”

　　“哪條線上出事，不好說”

　　朱明國的從政履歷堪稱豐富。

　　雖然今天在簡歷上寫著“朱明國，黎族，海南五指山人”，但在他心里，他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廣東人”。因為在他30歲之前，海南都隸屬于廣東管轄。當年，在赴重慶任職之前，他曾動情地說“我生在廣東，讀書在廣東，工作在廣東，感情更在廣東……廣東氣質和廣東口音始終是自己最鮮明的‘身份證’。”

　　乘著海南設省的東風，當過小學老師、縣委書記的朱明國當上了省委組織部副部長。10年后，已官至省委常委、副省長、政法委書記的他，到重慶擔任常委、公安局長、政法委書記。5年后回到廣東，又先后做過常委、紀委書記、副書記、政法委書記和廣東首創的社工委書記。2013年，一度是“黃華華的熱門繼任人選”的朱明國升任省政協主席。

　　很容易發現，2001-2006年的五年間，他就是文強的頂頭上司。俠客島重慶分舵知情人士告訴島君，當年在重慶，朱明國搞的辦公樓就“相當氣派”，自己的辦公室幾乎有上百平米，小會議室里都放著大圓桌，四五十個平方。要知道，按照昨天住建部發布的《《黨政機關辦公用房建設標準》，正部級正職辦公室每人也不得超過54平米。

　　該人士表示，雖然在重慶政法委，朱的口碑算不上好，但他對身邊人“安排得不錯”。而他對朱的評價，則是“政客”。

　　也或許是因為三省跨職的經歷，讓現在對其出事的原因有了各種各樣的猜測。俠客島另一高層知情人士稱，“哪條線上出事兒的還不好說”。他今年在海南休假時，當地接待的人談到朱明國，都說“問題太多”，“據說當時是為了保護他才調離海南”。但問起具體事情，卻都欲言又止。不過，“女人的事應該是必須的”。

　　島上另一位廣東知情人士則援引路邊社消息稱，而作為有重慶背景和政法背景的“外來”民族干部，“可能出事的點不少”。不過，雖然“傳他出事由來已久”，但此次落馬，可能涉及的是此前的萬慶良（回復“萬慶良”可見）案。

　　在廣東，朱明國稱得上“政治明星”。

　　這位時有驚人之語的官員，雖然職位是承擔維穩任務的政法委書記，但是他總在不同場合強調，對媒體要有“承受力”和“容忍度”，要“善待媒體，尊重媒體”“把輿論監督作為加強和改進政法工作的幫手”，“順應民意，回應關切，改進工作”。

　　因此，在當地的一些媒體眼中，朱的“一直善待媒體”，不僅在各種場合主動“爆料”，也愿意接受媒體的采訪。他甚至在一次接受采訪后笑著對記者說，自己就是給記者打工的。類似的表述，是“給人民打工”。

　　“順應民意，回應關切”的表述，在朱明國處理2011年廣東爆發的烏坎事件時稱得上名符其實。

　　當時，因為土地和腐敗問題而爆發的烏坎，一度氣氛極為緊張。擔任工作組組長的朱，卻直截了當地表示“群眾的主要訴求是合理的，部分基層干部在工作中確實存在一些問題”，表態“大多數群眾的一些過激行為是可以理解和原諒的，黨和政府不會追究他們的責任”。只要誠意跟政府解決問題，“什么事情都可以談”。甚至對于組織者挑頭者，他也說“可以考慮從寬處理”。

　　在見諸媒體的報道中，當時進入烏坎和村民談判，共進午餐的朱，受到了熱烈歡迎。廣東官場小鉆風告訴島君，也正是因為此次危機處理中的“開明包容”，朱在廣東官場和民間的印象分都增加不少。

　　在事后的全省總結會上，朱明國聲色俱厲地批評當地干部“久拖不決釀嚴重后果”，稱“群眾已經被激怒起來了，你才知道什么叫力量”。

　　或許是這次事件的經歷，讓他在政協換屆時發出了這樣的感慨：“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朝野，要耐心傾聽群眾的意見，打撈沉默的聲音。”

　　朱明國

　　政壇雙面人

　　朱明國是一個值得挖掘的人物。

　　在回顧自己的成長史時，朱曾經動情地說道：“我從一個廣東貧困的農家孩子，成長為黨的領導干部，我深感個人的努力微不足道，組織和人民的培養之恩，地厚天高。”今年，在黨校學習的他，也曾把焦裕祿引為榜樣，稱“自己這個年紀的干部從小就是在焦裕祿精神的影響下學習、成長起來的”，“焦裕祿是我們從政的老師、標桿，也是我心目中的英雄”。

　　而這樣一個“苦孩子”，也在2007年十七大廣東代表團發言時說：“要預防貪官摔在批地上、倒在高樓下、毀在紅包中、垮在買賣關、死在路橋邊、爛在色情里。”

　　一語成讖。

　　按照一些媒體的套路，你今天晚上或者明天就會看到鋪天蓋地的“朱明國反貪語錄”。這種做法，不能說沒意義，但是格調不高。所謂“打臉”是沒有太大意義的，因為言語的靶心已經失去了抗辯的力量和機會。雖說“痛打落水狗”，但是也不能淪為簡單的情緒發泄。

　　毋庸諱言，朱明國在各種任上的一些說法，還是很精彩的，有許多頗有見解。

　　比如，在紀委任上，他就曾寫過兩篇文章，分別分析香港和新加坡的廉政模式；而在一次會議上，他也批評走馬燈一樣更換縣委書記的做法，認為縣委書記干一兩年就走，“說白了就是欺負老百姓，就是拿老百姓開玩笑。”當過縣委書記的他表示，“沒有五到七年，很難把一個縣治理好”。

　　我有時會想一個問題：一個有過貪腐經歷的官員，尤其是高級別官員，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究竟是什么樣的心態？且不說收了錢晚上睡不著覺這種推測，一些吃喝根本不愁的官員，白天是勤政能干的官員，晚上是花天酒地的日子，人前一套，人后一套，這種角色的自如轉換是如何完成的？如果說利益輸送是為了家庭尚可“理解”，那么如果是“大家都這么干”、“不這么干不行”、“這是規矩和規則”的時候，是不是就應該反思政治生態的問題？尤其是，作為紀委書記的他，親手把很多官員拉下馬、送進號子的時候，自己心里想的究竟是什么？

　　2011年，朱明國在《學習時報》上發過一篇文章：《換屆：進退留轉話官德》。字里行間，透出他對官場眾生相的深諳：“有的一心晉級升檔，四處活動，拉關系、走門子；有的當退不想退，離巢還戀棧；有的感到提拔無望，精神不振，在其位不謀其政；有的挑肥揀瘦，對職務安排不滿，不愿去‘清水衙門’和欠發達地區，向組織講條件，對群眾發牢騷；有的紀律松弛，違紀違法；有的甚至跑官要官，買官賣官，拉票賄選，違規提拔，等等。”

　　文章里，他歸納了這種現象形成的原因。有“官德”和黨性的缺失，也有考核監督機制的失位。而他本人，在仕途戛然而止的今天，也得有人來總結其中的原因。

　　不過，巧的是，文強死的日子，恰好是朱明國升官日。而今，當老朱在機場被架走的時候，是否會想起過去的這位老部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