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著花花綠綠的小丑服，王士平鼓起腮幫子，仰頭一吹，一只紅色的氣球迅速膨脹起來，隨即，他熟練地將其與一只藍色氣球彎曲、旋轉，又掏出黑色的油性筆在上面畫了幾下，轉眼的功夫，一個神氣活現的蜘蛛俠誕生了，圍觀的孩子們禁不住瞪大了眼睛，發出興奮的尖叫。

　　“他們就是有證的街頭藝人。”人群中，有人指著立在王士平身前的牌子說道，“我在電視上看到過。”

　　路人口中的證，更為準確的名字叫做“上海街頭藝人節目審核許可證”，由上海市演出行業協會頒發。從今年10月25日起，這張雜志大小、塑著封的紙片，就像一張“特赦令”，保護著首批通過審核的8名街頭藝人，使之免于城管部門的驅趕與處罰，得以在指定的地塊，安心進行表演。

　　除了表演小丑氣球的王士平、王路平兄弟，這8名持證的街頭藝人當中，有表演吉他彈唱的歌手，用易拉罐編織工藝品的手藝人，用嘴作畫的吹畫者，甚至還有表演水晶球的海歸青年。

　　“選擇這幾個不同類型的街頭藝人，是為了嘗試不同的藝術形式在受眾當中的效果。”上海市文化廣播影視管理局副局長貝兆健說，他們眼下正在嘗試能為城市的文化氛圍增色的新途徑，街頭藝人只是其中之一。

　　“在歐美的許多城市，我們都能看到街頭藝人的身影，他們的存在甚至成為一道獨有的風景，賦予城市人性與活力。”長期致力于推動街頭藝術合法化的上海市政協委員羅懷臻說，“這正是國內的城市所缺乏的。”

　　2004年，時任上海市人大代表的他，第一次在兩會上提出議案，希望從立法上給有較高表演水平的街頭藝人以“名分”。

　　醞釀十年，這場試圖賦予城市活力的先鋒試驗，終于在上海的街頭開始了。

　　要是我們也能夠有個證書，大大方方地在街頭表演，該有多好

　　去年這個時候，王士平、王路平兄弟還在羨慕國外的街頭藝人那種不受打擾的工作狀態。

　　彼時，他們剛迎來了五年街頭藝人生涯的一個“巔峰”，受邀到馬來西亞的云頂廣場進行商業演出。那是兩兄弟第一次出國，他們發現，同樣是表演小丑氣球，當地的街頭藝人卻可以在人群的簇擁下，氣定神閑地表演，沒有受到任何驅趕。

　　相比于在國內街頭那種一邊表演，一邊要留神城管的狼狽，同行們這種從容不迫的灑脫讓兄弟倆感到好奇，王士平靈機一動，拉來一個華人游客當起了翻譯，一番打聽過后，他才第一次知道，原來在國外，街頭藝人只要通過考核拿了許可證，就可以在指定地方演出。

　　“我當時就想，要是我們也能夠有個證書，大大方方地在街頭表演，該有多好！”王士平感慨道。

　　他不由得回憶起自己這些年里，與城管“貓捉老鼠”的經歷。他清楚地記得，第一次在街邊做氣球那天，曾有一個穿著便裝的男人問他：“氣球多少錢？”“10塊錢一個。”王士平光顧忙著手里的活計，隨隨便便地回答道。“我都要了。”說著話，那人抄起東西就走。王士平追上去要錢，結果對方回身遞給他一張城管證。

　　自此，王士平兄弟倆學會了和城管打游擊，只在城管吃飯和下班的時候才出來，王士平說，自己特別不喜歡一看到城管就要倉皇逃走的感覺。

　　如今，這兩張薄薄的許可證，第一次讓兩兄弟獲得了一點兒安定感。他們表演的地方是一條繁華的商業街，但人群的簇擁已經不再令他們感到局促，不遠處，還能聽到他們的“同事”——另一位許可證的獲得者，街頭歌手鎧子吉他彈唱的歌聲。

　　鎧子2000年從江蘇的老家來到上海，大學畢業的他曾在寫字樓里當過3年的白領，而后，他架上改裝的音箱和口琴，背一把木吉他，開始了街頭藝人的生活。

　　“上海并不缺少懂得欣賞街頭藝術的民眾，只是之前留給街頭藝人的空間太有限了。”扎著馬尾辮的鎧子向中國青年報記者說起自己切身的感受。在上海的大街上，愿意為他的歌聲駐足聆聽的人并不是少數，人們也不吝惜在一曲歌罷，往他的琴盒里放錢，最多的一次，一個小伙子一下子就放進去了五百元。

　　鎧子清楚地記得，曾經有一個城管，下班脫去制服后，特意來聽他唱歌，臨走時，還輕輕地在琴箱里放了10塊錢。

　　被可憐和被欣賞，是乞討和街頭藝術的主要區別

　　王士平兄弟倆2002年就來到寸土寸金的上海，他們當過餐館的服務員，也做過酒店的侍應生，直到5年前才做起了“全職”街頭藝人。他們并不知道，在他們疲于躲避城管的日子里，劇作家羅懷臻一直在為了改變這樣的現狀而努力著，早在2004年，時任人大代表的他就率先提出了街頭藝人合法化的議案。

　　因為專業的原因，羅懷臻對老上海曾經的街頭藝術十分懷念。“在那個年月，以豫園為中心的老城，整個就是民間藝術的大賣場。雜技、戲曲、說唱應有盡有。”他遺憾地告訴記者，這些街頭藝術在“文化大革命”中逐漸枯萎消失，直到今天也沒能再度復蘇。

　　他說，而今城市的面貌愈加繁華，卻總是少了些靈性。走在石庫門，或徜徉于外灘，羅懷臻時常會有種“此處少了一曲爵士樂”、“要是有人吹奏薩克斯就好了”的遺憾。這與他經常在歐洲游走的經歷不無關系，他清楚地記得，在安靜的法國小鎮上，那些打扮成中世紀紳士的街頭藝人，是如何專注地沉浸在自己的表演當中，而路人們則駐足欣賞，并會給予禮貌的掌聲。

　　“被可憐和被欣賞，是乞討和街頭藝術的主要區別。”羅懷臻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事實上，在澳大利亞、美國、西班牙等國家，街頭藝人都是非常正式的，受政府監管的職業，只是在嚴格的程度上有所差異。羅懷臻告訴記者，在美國紐約，對那些以賣藝賺錢為生的街頭藝人，往往會要求其取得合法執照，并在規定的場所從事賣藝活動。而對于那些不收取捐贈、純愛好型的街頭藝人，則往往采取完全開放的態度。

　　但在國內，要把這種已經中斷的藝術形式重新培植起來，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據上海市演藝協會會長韋芝介紹，依據文化部的《營業性演出管理條例實施細則》，演藝人員作為個體可以在指定的空間進行表演，包括廣場和綠地。關鍵的問題在于，街頭藝人上街演出，城市的管理要怎樣跟進。

　　“不是法律跟不上，是城市的管理需要跟上。”韋芝說，“首先是怎樣辨別街頭藝人，其次是如何讓文化、城管、綠化、稅務、工商等部門協調合作。”羅懷臻也記得，自己這些年來參與過不少關于讓街頭藝人合法化的聽證會，但往往因為牽涉協調的部門太多，遲遲未能有一個定論。

　　政策上的審慎并沒能阻止那些懷揣夢想的年輕人走上街頭的腳步。2009年，王士平兄弟下定決心從飯店辭職。哥倆從城隍廟買來了十八塊錢一包的魔術氣球，穿著渾身是兜的衣服，開始了街邊賣藝的生活。此時的鎧子也已經開始在人民廣場一帶賣唱，當碰到真正有才華的賣藝者時，鎧子自己也會給錢。他至今記得一個在華師大附近唱河南墜子的老婆婆，驚嘆于老人的唱腔，聽完一曲后，鎧子給了她20元錢，還給她買了點兒吃的，但他沒有告訴對方，自己是做什么的。

　　轉機出現在2013年底。當時，他們紛紛接到了邀請他們去演藝協會表演的電話。事實上，那次表演正是由官方組織的一次正式面試。鎧子記得，當天參加表演的人很多，所有人都在一間大會議室里。后來，這樣的考試又進行了四五次，時間過了大半年，就在兄弟倆和鎧子快對這件事不抱希望的時候，他們終于被通知：過關了。

　　他第一次感覺到，這座城市俯身向他們做出了接納的姿態。

　　自打靜安區的街頭藝人試點搭建完成，羅懷臻每次到位于靜安區的上海戲劇學院教課時，都會提前一站下車，步行到持證藝人那里，站在人群外的角落，看一會兒他們的表演。

　　“總體來看效果還不錯！”羅懷臻評價道，“既能跟環境相融合，又能帶給周圍的人以愉悅。”按照他的想法，藝術的形式和藝人的類型還可以再不拘一格些，“比如在張愛玲故居的窗子前，婷婷地立著一個‘張愛玲’，或是在某條小巷的深處，迎面走過來一位‘徐志摩’。”

　　上海市文廣局副局長貝兆健記得，第一批許可證下發當天，他們就接到了二三十個要求報名參加第二批持證街頭藝人選拔的電話。他向記者透露，就目前而言，上海市文廣局只能通過開放試點進行嘗試，如果試點的反響不錯，將會考慮增加試點的數量，并擴大持證上崗的人數，“當試點的規模足夠大之時，才能上升到修改相關法規的層面。”

　　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教授孫瑋研究的方向是城市傳播學，在她看來，上海嘗試將街頭藝人合法化的舉動是一種觀念上的進步。她認為，中國城市公共空間內人群的聚合，過去基本都是靠商業來完成，缺少文化層面的紐帶，但如果真想把上海打造成像巴黎、羅馬、威尼斯那樣的具有鮮明個性的城市，則需要將城市的規劃、空間的布局同人文的東西結合在一起。

　　“簡·雅各布斯在《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中提出，把城市空間僅當作過道，是城市規劃者最大的悲哀，因為這完全遮蔽了街道作為城市空間對于城市公共生活的重要意義。”孫瑋對記者說，“開放街頭藝人，至少可以吸引人們駐足，創造陌生人之間的一種連接。”

　　街頭的生活已經令鎧子隱約感受到了這種連接，他曾應一個陌生小伙兒的要求，在對方的求婚行動中充當了一個角色，后來，他兩次在街邊遇到這對夫婦，第一次的時候，女孩兒已經成了一位準媽媽，第二次的時候，夫婦倆的第二個孩子已經會走了。

　　“每天都會遇到不同的人，遇到不同的故事，或許這就是街頭的魅力吧。”鎧子酷酷的聲音中充滿了感情。

　　眼下，新政策試行已經進入第二個月，藝人們表演的場所也從原先的靜安區嘉里中心，搬到了靜安公園外面的空地上，而上海也迎來了入冬后的第一波寒潮。但這些并沒有影響街頭藝人們的心情，王士平興奮地向記者回憶起，一個中年男子在看完他們兄弟倆的表演后，特意為他們買了兩杯熱咖啡。

　　他忽然記起12年前，初來上海的那個夜晚。兄弟倆站在楊浦大橋上，望著這個陌生而又流光溢彩的城市，對著黃浦江大聲吼出自己的誓言：一定要在這座大城市混出個人樣！

　　摸爬滾打這么多年后，他第一次感覺到，這座城市俯身向他們做出了接納的姿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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