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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15日，山東省東營市中級人民法院公開審理了安徽原副省長倪發科受賄、巨額財產來源不明一案，倪發科當庭表示，對指控的犯罪事實全部予以認可。據悉，被告人倪發科被控先后49次非法收受他人給予的字畫、玉石、現金等財物，共計折合人民幣1300余萬元，另有折合人民幣580余萬元的財產不能說明來源。

　　倪發科的玉石雅賄到底值多少錢

　　司法機關公開的玉石，以和田玉居多，又不乏籽料和水頭較為通透的老物件，可見行賄者為尋找這些東西確實煞費苦心。

　　“雅賄”之所盛行，一為顯示其賄賂方式的高端細膩，二也蘊藏著其賄賂方式的暗度陳倉。僅就倪發科這關，這賄里的一去一來，幾乎尋不到痕跡與把柄。受賄房產豪車，登記部門必定留下馬腳，不論用哪個三姑六婆都難逃干系；受賄現金，銀行勢必也被人監管，身居高位怎能不膽戰心驚；唯有這玉石，收下了也不露痕跡，買方賣方都可高枕無憂。可玉石畢竟不是貨幣等價物，無法在市面上兌換現金，有時候估其價格來，可大可小，真是一件難“把玩”的事兒。

　　至于司法機關公開的玉石，以和田玉居多，又不乏籽料和水頭較為通透的老物件，可見行賄者為尋找這些東西確實煞費苦心。即便如此，單獨一件的價格還是很難估算，除非司法機關比對當期市面的平均價格來做定論，畢竟影響玉石價格的因素有很多。

　　其一是料種，指的是玉石產出的基本環境。這里頭，部分料子是從整塊石料上卸下的，而大塊石料一般都經公盤拍賣所得，有時小塊的價格甚至會超過大塊，因此具體多少，很難定論。

　　其二是雕工。好馬配好鞍，好玉配巧鉆。拿廣東一帶普通的玉雕師傅為例，三年前一件巴掌大的雕件工費就已突破千元；要是出自大師之手，則更是價值連城。從公開的幾件作品來看，倪發科的“收藏”還未看到真正大師之作。倘若有，那么最終估價將會更為復雜，照市面價格小則百萬，大則上億。具體還要看邀請的專家們如何判斷。

　　其三是背景。除去新玉，老玉也十分走俏。更不用說世代相傳的老物件，或是某位名人佩戴過的玉佩首飾。這些捆綁著文化價值的東西幾近無價，大多又都是私人收藏，很難在市面流通。除非通過特殊關系，熟人相托，或是名人典當救急，否則一般不會流入他人之手。綜上所述不難看出，真正大量的珍奇玉石還未現身，估價將會是很漫長的過程，且得出的總價一般只會偏低不會偏高。價值和價格是兩碼事，何況中間還摻雜著那么多的權錢交易，虛晃哄抬，更別說還有多少“贓物”的原主早已樹倒猢猻散，無處對證了。

　　也難怪玉石這個行業充滿了神秘感與檔次感，更難怪這個行業的大多精品基本都有價無市。話說回來，倪發科究竟愛玉不愛，如今也只有他自己明白了。其間答案，耐人尋味。（堯遠文化產業管理博士）

　　“雅賄”物品價格認定亟待規范

　　對于“雅賄”物品價格如何認定，需要法律或者司法解釋明確加以規定，既要考慮到這些物品實際購買價格、鑒定價格等客觀因素，也要考慮到受賄人收受時主觀認定的價格。

　　“雅賄”盡管是用工藝品、藝術品之類的“高雅東西”來掩飾金錢的銅臭味，但并未改變其權錢交易的本質，像倪發科收受玉石，“回報”是幫人低價購買探礦權?！把刨V”同樣損害了國家工作機關的廉潔性，“雅賄”也是受賄，這已經成為司法界的共識。

　　目前，關于“雅賄”存在比較大的爭議是，如何來認定這些工藝品的受賄金額？因為玉石、字畫等物品真假難辨，估價在不同的人和不同的地方也不盡相同。而且在行、受賄當時，各人對于這些物品真假性和價值認識也不一樣。比如，就字畫而言，有的行賄人將本是贗品的一件假畫誤以為真畫送與受賄人，受賄人也以真畫收受；有的行賄人將本是很貴重的字畫，當做比實際價格低許多的一般字畫送與受賄人，且受賄人也以為是一般字畫；也有的行賄人僅支付了一般字畫的價格買來了實際上很貴重的字畫，送給受賄人，受賄人也以為是一般字畫收下。那么，在案發后，如何認定受賄人的受賄金額就存在較大的爭議。

　　司法實踐中，對于這些物品通常以鑒定價格來計算犯罪金額，但是鑒定真偽與價格是千差萬別。比如文強案中，對于一幅畫，重慶市價格認證中心鑒定價值高達364.12萬元，但國家文物部門認定該畫是贗品，最終該畫沒有計入犯罪金額。也有些地方以發票價格或者實際購買價格來計算犯罪金額，但是，發票價、實際價格與鑒定價也往往不一致。例如，在成都審理的一起案件中，行賄人送給黃某的金鑲玉佛購買發票價58000元，鑒定價35000元，行賄人行賄時給黃某提供的發票價格為980元，法院最終認定這一犯罪金額為980元。

　　那么，對于“雅賄”的物品，到底是以實際購買的價格為準，還是鑒定的價格，抑或是受賄人主觀認為的價格、發票上的價格呢？各地的做法不一，這導致了對“雅賄”的打擊不力和法制的不統一。媒體報道，安徽曾有紀委干部就稱，在違紀案件查處中，對于當事人收受的名人字畫、文玩物品一般不列入受賄金額中，除非涉及數量巨大且有直接明確的價格記錄。

　　因此，對于“雅賄”物品價格如何認定，需要法律或者司法解釋明確加以規定，既要考慮到這些物品實際購買價格、鑒定價格等客觀因素，也要考慮到受賄人收受時主觀認定的價格。同時，對于鑒定機構資質與異議程序也要進行規范，不能讓某些官員利用“雅賄”存在的“黑洞”而逃避打擊，也不因此加重他們的罪行，做到罰當其罪。（楊文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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