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2日，坤坤開始上課，據其輔導老師謝浩介紹，上課第一天，“他學得很慢，但有興趣”。

　　8000艾滋兒童的“坎坷”入學之路

　　學生家長擔心傳染，尚未發現一例艾滋兒童入學感染同學病例；專家呼吁政府提供更多公共服務

　　近日，因被曝遭“200名村民聯名驅逐”的四川南充艾滋男童坤坤已進入當地某小學就讀。大家在為坤坤感到高興的同時，不得不面對一個新的問題：坤坤入學引發同校學生家長的擔憂。

　　據專家估計，中國各地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中14歲以下兒童約有8000人左右，艾滋病兒童能否享受法律賦予的受教育權成為一個不得不正視的問題。艾滋病兒童在普通學校就讀是否可行？有哪些風險？艾滋病兒童的入學權利如何得到更加切實的保障？這些問題仍然需要澄清與思考。

　　坤坤入學了。有喜有憂。

　　消息經《新京報》報道后，大家為坤坤感到高興的同時，也有不少人表示坤坤入學引發同校學生家長的擔憂可以理解。有網友在坤坤入學的消息下留言道，“如果是自己家的小孩在這所學校上學，會很擔心，畢竟小孩不知道如何保護自己。”

　　家長擔心孩子游戲被抓傷傳染

　　專家表示，艾滋病病毒攜帶者只要治療得早，治療得當，可將艾滋病病毒含量逐漸降低，直至檢測不到。在病毒幾乎檢測不到的情況下，其傳染性幾乎為零。

　　坤坤就讀的學校校長張曉凱告訴新京報記者，剛開始聽說坤坤要到該學校讀書的消息時，家長們都“炸開了鍋”。甚至有家長情緒激動地表示，如果坤坤要到該學校讀書，他們就把自己的小孩轉走。張曉凱介紹，學生家長們反映的擔心主要有三類，一是有部分家長擔心只要跟坤坤一起讀書就有被傳染的風險；二是有的家長擔心小孩在游戲、打鬧過程中被抓傷、咬傷；此外就是因為不了解艾滋病而產生的心理排斥感。

　　學校為此成立了專門的工作組，安排當地衛生防疫站到學校開展防“艾”科普知識講座，對學校師生及家長進行思想動員。張曉凱說，經過宣傳教育，家長們目前已比較心平氣和，對坤坤的出現不再有那么大的意見。

　　西充縣衛生局局長何春此前接受新京報記者采訪時透露，坤坤已開始接受免費抗艾滋病病毒治療，有專人監督、指導坤坤按時服藥。他表示，在理想狀態下，坤坤體內的艾滋病病毒載量將逐漸降低，再過半年他體內的艾滋病病毒可能基本檢測不出來，病毒傳播幾率幾乎為零。

　　昨日，記者就此向中國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中心主任吳尊友求證，吳尊友表示，西充縣衛生局的回應在醫學上是可信的。像坤坤這樣的艾滋病病毒攜帶者，只要治療得早，治療得當，通過長期的規范服藥治療，的確可以將艾滋病病毒含量逐漸降低，直至檢測不到。在病毒幾乎檢測不到的情況下，其傳染性幾乎為零。

　　吳尊友表示，家長們的擔心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有將風險擴大的傾向。吳尊友說，坤坤與同學的正常相處不會造成傳染，這點無須懷疑，即使是打鬧中有抓傷，只要坤坤沒有出血，或者說，他沒有與同學進行血液交換，是不會造成傳染的。“家長們的擔心在理論上是可能的，但實際生活中其可能性極小。就我們掌握的數據看，國際上以及我們國內，從來沒有因為艾滋病兒童入學引發的同學感染病例。”

　　艾滋兒童入學大多遭遇困難

　　雖然艾滋病兒童享有平等入學權利的規定早已寫入相關文件，但由于公眾對艾滋病缺乏足夠了解，“談艾色變”的現象仍然存在。

　　坤坤在入學時遇到的種種困難并非孤例。“中國愛之關懷”是一家對艾滋病患者提供專門照顧的公益組織，該組織工作人員邱磊介紹，坤坤的情況和此前被媒體報道的廣西艾滋男童阿龍類似。阿龍也是一名艾滋病病毒攜帶兒童，多家媒體曾報道阿龍在入讀廣西一家小學時，引來學校家長聯名抗議。“中國愛之關懷”廣西辦公室一位工作人員告訴新京報記者，目前阿龍已經在廣西一家普通小學入讀，身體和學習狀態都不錯。

　　據公開資料顯示，我國目前報告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約50萬。由于父母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經由母嬰傳播，一出生就受到感染的兒童，也并非少數。中國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中心主任吳尊友介紹說，據初步估計，中國各地艾滋病感染者中14歲以下兒童約有8000人左右。“現在我們治療的艾滋病兒童有2000多人，報告上來的一共有5000多，(加上未被發現的)我們估計一共有8000人左右。”

　　事實上，針對受艾滋病影響的兒童，在入學、就醫等方面遇到的種種困難，我國相關部門已出臺過諸多幫扶政策。2006年，國務院頒布了《艾滋病防治條例》，其中明確規定任何單位不得歧視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及其家屬，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及其家屬享有的婚姻、就業、就醫、入學等合法權益受法律保護。

　　衛計委、教育、民政、財政等多部門曾先后印發多文件，其中均對受艾滋病影響兒童就學、就醫、生活救助等方面作出了明確規定：“加強權益保護，保證受艾滋病影響兒童接受學校教育。”

　　雖然艾滋病兒童享有平等入學權利的規定早已寫入相關文件，但由于公眾對艾滋病缺乏足夠了解，“談艾色變”的現象仍然存在，尤其像坤坤這樣生活在偏遠農村地區的受艾滋病影響兒童，仍然受到村民及同齡人的諸多非議。

　　山西臨汾紅絲帶學校是一所專門接受艾滋病兒童入學的學校，學校辦公室主任喬吉平也向新京報記者表示，在工作中時常遇到因無法在普通學校就讀，轉而來到紅絲帶學校求學的學生。

　　喬吉平向新京報記者介紹，紅絲帶學校成立之初就是因為臨汾市傳染病醫院有許多小患者無法進入普通學校讀書，醫院才成立了這樣一所特殊的學校。

　　喬吉平說，學校現在共有28名學生，大多數都是無法在當地普通學校入讀的學生。喬吉平表示，在2011年之后，紅絲帶學校獲得了正式的教師編制名額，學校提供給教師的待遇好了很多，學校得以招募了9名穩定的授課教師。學校成立之初，也有教師因為待遇差、對艾滋病的恐懼等原因辭職。

　　喬吉平指出，對于受艾滋病影響的兒童來說，如果能夠進入普通學校就讀，還是應該優先考慮進入普通學校讀書，這更有利于他們融入社會。

　　“政府可向公益組織購買社會服務”

　　將艾滋病公益組織的服務專業性與政府的力量相結合，形成更加專業、更加細致的救助模式。

　　邱磊曾在坤坤“被驅逐”事件后，第一時間與西充縣政府接觸，希望為坤坤提供寄養幫助。

　　邱磊認為，艾滋病病毒攜帶者的這一特殊身體狀況是個人隱私，坤坤卻面臨一個問題，即他的艾滋病病毒攜帶者身份經由媒體曝光后，已經被廣泛知曉，他擔心這會給孩子的成長帶來不利影響。邱磊表示，在“中國愛之關懷”照顧下的受艾滋病影響兒童，會被逐漸告知自己的身體狀況，并會配有專職的輔導老師，告訴這些孩子在攜帶艾滋病病毒的情況下，應該如何與其他同學及朋友相處，以免對他人造成危險。

　　邱磊表示，像坤坤這樣的艾滋病兒童，由政府或艾滋病公益機構照顧各有利弊。政府能夠調動起各方力量，在坤坤的就學、就醫方面提供更強有力的支持，但在艾滋病兒童的心理疏導方面，公益機構可能更加專業。

　　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NGO研究所所長、艾滋病NGO組織研究者王名介紹，目前國內艾滋病NGO公益組織有很多不同的種類，有做艾滋病維權的，有做艾滋病知識普及的，也有專注于艾滋孤兒收養、教育的。但王名表示，國內的艾滋病NGO組織往往做得艱難，在資金、人力方面都有限制。

　　王名認為，雖然相關部門已經有針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補助措施，但我國目前的艾滋病防治工作，仍然需要政府更多的參與和支持，尤其是在艾滋病公共服務方面。

　　王名說，根據自己以及學生的許多研究項目來看，國外以及中國香港、臺灣地區的政府部門往往會提供更多的艾滋病公共服務，而這點值得我們借鑒。

　　王名提出希望政府相關部門向艾滋病社會公益組織購買“社會服務”的構想，將艾滋病公益組織的服務專業性與政府的力量相結合，形成更加專業、更加細致的救助模式。他介紹，近幾年，相關部門已經越來越重視推進政府購買公共服務的做法，具體到艾滋病公共服務上，政府向艾滋病公益組織購買服務，可以減輕政府職能壓力，同時提高艾滋病公益組織的服務能力，加強公益組織與政府部門的互動，是一舉多得的救助方式。

　　對話

　　“艾滋病只是有傳染性的慢性病”

　　對話人物：北京地壇醫院感染性疾病診治中心主任醫師、艾滋病診治專家盧聯合

　　新京報：像坤坤這樣的艾滋病病毒攜帶兒童，入讀普通小學讀書，你覺得可行嗎？

　　盧聯合：沒有任何問題。艾滋病的傳播途徑主要是性傳播，血液傳播，母嬰傳播。即使是沒有保護措施的性行為傳染幾率也只有千分之一。兒童在學校中的正常接觸不會造成艾滋病傳染。

　　新京報：有些家長可能擔心孩子在游戲、打鬧過程中有抓傷？

　　盧聯合：抓傷的話是有危險存在的，這就需要老師平時做好監管工作，盡量避免學生之間激烈的身體接觸。但是即使抓傷，也不代表就會被傳染。只要艾滋病病毒攜帶兒童沒有發生出血，沒有與其他學生發生血液接觸，即使抓傷也不會造成傳染。應該說，家長們的擔心在理論上是有可能的，但實際生活中概率極小。

　　新京報：你覺得艾滋病病毒攜帶兒童入學時，受到很大爭議的原因是什么？

　　盧聯合：還是對艾滋病不了解。缺乏艾滋病防治知識。

　　新京報：您對艾滋病的看法是什么？

　　盧聯合：就是一種有傳染性的慢性病。沒有什么特別的。以前，我們認為艾滋病是一種不可治愈的，致死性的疾病，目前，隨著有效抗病毒藥物的使用，我們認為艾滋病是一種慢性的可治的疾病。就像我們平時了解的糖尿病，高血壓，冠心病一樣。

　　新京報：假如你的孩子就讀的學校中有艾滋病病毒攜帶者，你會如同其他家長一樣恐慌，甚至想將孩子轉學嗎？

　　盧聯合：在不了解艾滋病之前，我同樣會恐懼和害怕，這是正常的心理。了解艾滋病以后，學界有很多研究，家庭當中與艾滋病感染者一起生活，比如兄弟姐妹，父母與孩子等，這樣的一般生活接觸中，其中有一個人感染艾滋病病毒，我們還沒有發現家庭成員也被感染的案例。所以現在我不會有這樣的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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