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官不為”被寫入政府工作報告，并在兩處提及，成為全國兩會熱議話題。

　　有代表委員認為，在經(jīng)濟“新常態(tài)”和反腐風暴的雙重高壓下，一些地方的干部出現(xiàn)等待、觀望情緒，庸政、懶政、怠政等現(xiàn)象抬頭蔓延。“新常態(tài)”下的各級領導干部如何擔當與作為，已經(jīng)成為全面深化改革能否順利推進的重要議題。

　　一些代表委員透露，遼寧、湖北、湖南、貴州等多地開始對“為官不為”進行追責。已公開披露的信息顯示，全國已有數(shù)千名“不作為”干部被處理。地方政府對于官員的政績考核，從導向與指標均出現(xiàn)了轉折性變化。

　　三大信號值得關注

　　黨中央國務院出臺了一系列既利當前又惠民長遠的政策措施，啟動一批重大發(fā)展和民生工程，實施有效但不夠理想。統(tǒng)計顯示，2014年投資完成率總體上達到86.8%，但個別領域重大工程投資只完成約一半；全國建設用地供應量下降了16.5%，已供土地使用率也只有約一半。代表委員和專家認為，政府工作報告強調(diào)治理為官不為，釋放出三大信號。

　　——決不允許“為官不為”影響“新常態(tài)”下的改革發(fā)展全局。經(jīng)濟換擋、爬坡過坎更需要改革快馬加鞭，如果干部為官不為，不僅關乎黨風政風，甚至影響、破壞改革開放和轉型發(fā)展的全局。報告是鄭重嚴肅地向全體領導干部發(fā)出警示。”全國人大代表、民革吉林省委副主委郭乃碩說。

　　——對舊常態(tài)不要抱任何幻想，開弓沒有回頭箭，簡政放權向縱深推進，對政府履職要求發(fā)生轉折。

　　全國人大代表、山東省琴島律師事務所主任楊偉程說，此次政府工作報告提到減政放權，既突出“放”又強調(diào)“管”。既要把過去政府越權亂伸的手縮回來，做到法無授權不可為；又要提高效率，依法行政，做到法定職責必須為。這對干部的履職要求更新、更高。

　　“過去還可依賴資源、勞動力成本優(yōu)勢，靠投資拉動實現(xiàn)經(jīng)濟保持平穩(wěn)增長，“新常態(tài)”下則需要更高水平、更有創(chuàng)新精神的作為。”全國人大代表、廣州市公安局原政治部人事處處長陳偉才說。

　　——為官不為也是腐敗，從反對“亂作為”走向反對“不作為”。中國社科院廉政研究中心副秘書長高波說，過去，一些干部無利不起早，沒利不當官。如今，他們對“新底線”“新規(guī)矩”表現(xiàn)出不適應，大談所謂“為官不易”，這其實是在撒嬌。“官嬌”可以休矣，不愿意干可以走人。

　　“群眾深惡痛絕的就是過去‘亂作為’，現(xiàn)在‘不作為’。”在全國政協(xié)委員、涼山州監(jiān)察局副局長何吉英看來，政府工作報告首提“為官不為”，釋放出反腐向縱深推進的新信號。從現(xiàn)在開始，無論是“腐敗任性”的貪官，還是“碌碌無為”的庸官，都將睡不好覺。

　　為官不為有多嚴重？154人單位143人缺崗

　　政府工作報告對為官不為敲響警鐘，實際中存在哪些現(xiàn)象？代表委員進行了概括：

　　——懶、散、慢。消極怠工，紀律松弛；上班打牌、網(wǎng)購、玩游戲；辦事“打太極”“打乒乓”，推諉扯皮。

　　2014年，河南紀委1天之內(nèi)兩次對商丘市交通運輸局路政管理處暗訪發(fā)現(xiàn)，這個154人的單位，上午辦公樓僅有2名工作人員，有的整層空無一人；下午再檢查，也僅有11人在崗。

　　——推、阻、混。一些干部對于自己管轄范圍里的事，遇到麻煩和困難，能推就推；遇到與個人或者小團體利益有沖突的事，能攔就攔；還有的干部不收禮、不收紅包，可該協(xié)調(diào)和服務的工作也不做，特別是面對改革風險，為了不犯錯，寧愿等待觀望、混日子也不做事情。

　　最典型的是過去吃拿卡要，現(xiàn)在不拿不要也不辦事。天津一家企業(yè)負責人說，現(xiàn)在，我給企業(yè)跑審批，按程序應該辦的事有的干部就是不給辦。打聽才知道，原來是沒了好處就不愿意辦；還有的干部“怕”字當頭，擔心做錯事?lián)熑危餍圆晦k。

　　全國政協(xié)委員、南開大學法學院副院長侯欣一說，為官不為現(xiàn)象背后，很重要的是不正確的權力觀。為什么在市場秩序和社會管理方面存在的問題，一些地方干部不愿意花大力氣來糾正呢？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資源的分配可以拿到利益，而秩序的管理就會得罪人。

　　比如馬路反復翻新，大搞“奇怪”地標、名貴綠化等奢華建設，然而城市良心的地下管道工程卻沒人做；農(nóng)民工討薪等民生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有些干部“只會做人，不會做事”，靠當“老好人”“太平官”得到升遷，對所管理范圍內(nèi)的違紀問題不批評、不提醒。

　　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院長肖濱說，改革開放初期，許多地方干部以大膽改革創(chuàng)新為榮。反觀今天，一些地方政府對于發(fā)展思路不明確，對于干部的管理和考核沒有出臺可操作的具體標準，加上一些領導干部的素質(zhì)能力與改革形勢不匹配，改革創(chuàng)新的動力明顯不足。

　　加大問責力度，明確劃定官員“行為紅線”

　　事實上，不僅僅是政府工作報告，從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到中央紀委全會，兩年來，中央對干部“為官不為”的問責和懲治力度不斷升級。

　　自去年對湖南省政協(xié)原副主席童名謙因主政的地方經(jīng)濟社會發(fā)展無起色、在湘西泛濫的民間集資、衡陽大面積賄選等問題上不作為進行查處后，遼寧、湖北、湖南、貴州、河南等地均加強了對為官不為的追責。

　　截至今年2月，湖北宜昌通過重拳整治混官、庸官、懶官、太平官“四官”問題，已處分200余人。專項考察梳理出20種“不為”現(xiàn)象，請干部群眾進行測評。對30多名“不作為、慢作為、亂作為”的縣級領導干部進行了提醒約談。

　　貴州黔西南州對“為官不為”的干部實行“召回”制度，在規(guī)定時間和地點進行培訓、考核，截至今年1月，共召回干部1231人，其中，處級干部59人，科級干部185人。

　　2014年11月，遼寧省出臺了《黨政領導干部不作為不擔當問責辦法(試行)》，領導干部中15種不作為、不擔當?shù)那樾螌⒈粏栘煛?/p>

　　高波認為，盡管各地力度很大，但多數(shù)還集中于庸懶散等表面現(xiàn)象的處理，對于一些消極抵抗、選擇性不作為，對深化改革影響破壞性更嚴重的，需要進一步加強懲治。

　　中國體制改革研究會秘書長王滿傳建議，防止“為官不為”，需要清晰列明政府權力清單、責任清單、負面清單。劃定干部“行為紅線”的同時，也必須清楚告知可以做和必須做的事。

　　全國人大代表、金杜律師事務所合伙人吳青說，對于為官不為認定的邊界要在黨紀法規(guī)里進一步厘清；對導致黨和政府形象受損、經(jīng)濟發(fā)展滯后、百姓利益受害等“慢性后果”的不作為，要明確規(guī)矩、制定規(guī)范。

　　改革評價主體和指標體系，就是給干部立下新規(guī)矩。不唯GDP了考核什么？高波建議，一方面要加大履職能力、效率和質(zhì)量等指標的權重；另一方面不要讓考核變成少數(shù)人來評價少數(shù)人，讓群眾意見能夠影響官員政績考評和升遷。

　　全國人大代表陳偉才說，要形成干事創(chuàng)業(yè)的氛圍，還得創(chuàng)新激勵機制，讓有為者有位。　(“新華視點”記者葉前、烏夢達、甘泉、翟永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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