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上層路線”的地產項目

　　江浙商人涌入，有本地企業勢薄，不能滿足仇和城市規劃的客觀原因。因此并未得到太多質疑。

　　但項目進入后，卻常有“上層授權”的違規行為出現，在昆明官場，引發了不少質疑。

　　昆明政府部門一名接近決策層的人士表示，仇和在昆明期間，許多房地產項目都存在嚴重違規問題，大批江浙企業“走上層路線”，很多項目都是“上面壓著下面來違規辦理”，有業務負責人私下感嘆，“每天做事都是要進紀委的節奏”。

　　2011年10月，仇和離任昆明市委書記前夕，江蘇南通的涌鑫集團在昆明呈貢新區投資建設的昆明涌鑫中心項目正式簽約，《云南日報》當時的報道稱，該項目占地225畝，概算總投資35億元。

　　該人士稱，該項目土地在正式競拍前，涌鑫集團曾經找到市政府，要求地價控制在200萬(每畝)左右。而依據仇和定下的“五四三二一”(一環以內土地底價500萬元一畝，一環至二環間400萬元一畝，以此類推)基準地價制度，該項目鄰近的土地競拍價約為700萬一畝。

　　“他們的出價低出市場價太多?！蓖恋匾巹澆块T人員向上再三爭取，最終，涌鑫集團答應提價至300萬(每畝)。此后，市政府就此專門開會，并下發了紅頭文件，要求該項目競拍地價必須控制在300萬。

　　“我們違逆不了上面的紅頭文件?！痹撊耸空f，該項目是仇和授意實施，并且，這是仇和離任市委書記前“指示”在呈貢新區的最后一個項目。

　　最終在土地競拍中，涌鑫集團如愿以300萬每畝的價格拍得土地。

　　昨天，涌鑫集團副總裁鄧習匯證實，該項目當時拿地的價格是300萬一畝。但他強調，“(外界說我們)低價拿地不存在，我們都是走正規的招拍掛程序?！?/p>

　　鄧習匯說，涌鑫集團是在2011年左右昆明糧食局對口招商時被引進的，這也是他和仇和相識的原因。但他說自己和仇和并無私交，“我們之間都是公事公辦，雖然相互認識，那僅僅因為我們是江蘇的開發商，他也是江蘇出來的?！?/p>

　　在仇和任上，還曾經發生轟動一時的“華西地產項目詐騙案”。2010年初，云南君信投資有限公司與昆明寧山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在未依法取得國有土地使用證、建設用地規劃許可證、商品房預售許可證等相關行政許可，不具備商品房預售及收取購房款的法定條件的情況下，以永勝村“城中村”改造為名，假借“華西·濱湖國際生態城”項目名義，以每平方米售價比周邊樓盤低2000元的誘惑，吸引了2000多個市民和40余家單位搶購，詐騙金額高達近3億元。

　　這兩家公司通過非正常渠道獲取了昆明市委書記仇和對江蘇省江陰市華西村昆明辦事處請示函的批示件，批示原文為“請文榮、云波、陳勇同志立即會處答復”。

　　此后，昆明市城改辦在接官渡區請示研究后，以昆城改辦〔2010〕15號文明確答復此項目不能按城中村改造項目進行規劃和改造，不同意立項開發。但涉案人員故意歪曲和擴散批示內容，以復印處理手段模糊“會處答復”四個字，向公眾隱瞞“最終答復不同意開發”的決定，誤導公眾視線、混淆視聽，最終達到了詐騙目的。

　　有政府內部人士稱，該案引起了省委領導的重視，仇和此前在土地問題上的違規爭議也被發現。

　　仇和旋風過后

　　石鵬飛是第一個提出“仇和新政”概念的學者。他對仇和層滿懷期待，希望仇和能彌補云南與發達地區的“古代與現代的差距”。

　　在昆明，仇和的“休克療法”為昆明帶來了二環路和地鐵，出租車司機也評價，“如果沒有仇和，今天的昆明會徹底堵死”。

　　早在仇和來之前，當時作為政協委員的熊思遠就曾提案，“城中村是昆明繞不過去的一道坎”。不止一位“城中村”居民表示，“很愿意被拆遷”。因強拆而引發風波的宏仁村黨支部書記楊文明也承認，城中村的改造“是正確的，只是方式有問題”。

　　昆明市一位官員的評價是，“仇書記對于程序和法規沒有概念，對是否越界也沒有概念，政府部門幾乎經常以違規的方法在做事”。

　　這名官員對一個細節記憶猶新。仇和曾帶著政府官員和開發商到泰國考察，在一個寺廟，仇和準備拜佛時，一旁的開發商們送上了大把美元，仇和接過之后，對左右的隨行人員說，“我這不是貪污，我這是為昆明人民祈福。”用開發商提供的美元“捐了功德”。

　　這名官員說，能否接受開發商的錢是原則問題，但似乎仇和認為，只要目的正確，這個過程就沒問題，所以，他才會在眾人眼皮底下接過錢。

　　一位政府部門人士有一次隨同仇和視察滇池，仇和站在山上，發現有一塊地正準備開發，隨即指示，“這一塊地要給我改成綠地”。

　　其時，該地塊已經拍賣給了當地某知名企業進行開發，土地證已經下發，招商也已開始。但隨從人員無人指出并反對。

　　仇和轉身對著一位市領導說，“你怎么看？”這位市領導只能接話，“我只有一句話，按仇書記的指示辦！”

　　不止一名官員總結，仇和的強勢改革很多都是違規推動，而如今，程序正義已經成為了社會共識，仇和那種違規改革的做法早已經過時了?！俺鸷托L”，為昆明留下成績，但也帶來了對法治和程序的傷害。

　　離開昆明前，仇和曾反思，“如果自己的性格再溫和一些、領導藝術再講究一些，或許就會避免因工作要求嚴厲、批評人較多而傷害少數同志的感情”。

　　仇和落馬后，原云南省政協副主席楊維駿為當年“仇和新政”的爭議下了新的結論，“以人治推動法治，實際上就是人治，以不民主推動民主，實際上就是不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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