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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目前正在籌建亞投行，很多國家都在加入，八國聯軍又回來了，您怎么看？”3月的2015中國宏觀經濟論壇上，一位聽眾對中國經濟學家林毅夫如是發問。

　　拋開林毅夫的回答不說，這個提問本身就很耐人尋味。根據2014年10月亞投行(全稱“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籌建《備忘錄》，亞投行的法定資本為1000億美元，由中國等國發起成立。這一話題如今已經成為和房價、股市一樣熱門的話題，普通民眾也津津樂道。所謂“八國聯軍”的說法，除調侃之外，倒也道盡了中國民眾的自豪；尤其在英國作為第一個西方國家決定加入之后，德國、法國、意大利、瑞士、盧森堡等國迅即申請加入亞投行，這一轉折堪稱戲劇性，中國國內媒體紛紛在用“爭相恐后”這個詞兒，來形容這一態勢，新聞報道每多一個國家表示加入，都引發新一輪輿論熱潮，隱約有“萬邦來朝”的復仇快感。

　　亞投行的熱潮，也蔓延到匯聚國際國內各界名流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5年會”。面對亞洲開發銀行銀行行長中尾武彥有關亞投行成立遵照“最佳實踐”的先行者建議，中國財政部長樓繼偉表示并不認可“最佳實踐”這一概念，稱“很多西方國家提出的一些規則，我不認為是最佳的，不見得現存制度都是最佳。”

　　亞投行多邊臨時秘書處秘書長金立群則解釋了中國官方對于亞投行的態度，金立群表示亞投行是對現有國際金融秩序的完善和推進，“亞投行從成立的第一天起就帶有明顯的新時代的特征。”

　　那么，什么是亞投行所代表的“新時代”呢？坦白說，亞投行新聞剛剛出爐之際，最初僅被視為一條普通的國際財經新聞，而隨著2015年英國等西方國家加入，亞投行的新聞引發了一輪一輪熱情，亞投行所代表的政治、外交意義才更多凸顯。從經濟定位而言，亞投行只是一家區域性開發銀行，同區域內已經有亞洲開發銀行，世界上類似的還有美洲開發銀行等機構，而世界性機構更是已經有世界銀行[微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微博]、國際清算銀行等機構，那么亞投行的設立為何掀起如此軒然大波？答案在經濟之外。既存機構要么反映了二戰之后美國在全球強勢地位，要么延續了日本在亞洲地區曾經的領先優勢，而當時代已經變化之際，中國必然根據自身主張提出相應的經濟議程，設立對應國際機構自然是外交步驟的重要一步，換而言之，亞投行代表了正在崛起的“中國夢”。

　　中國夢的實質之一，就是從曾經的落后恢復昔日的榮光。從這個角度來理解亞投行，不僅要理解亞投行本身代表了中國對于建設國際金融新秩序的訴求，也可理解中國官方為何對實際好處不大的人民幣國際化如此著迷，以及手筆闊綽的“一帶一路”計劃。類似亞投行的思路，據悉在中國某些部委其實多年就有過類似設想，只是當時中國經濟與國家實力于今日無可比擬，僅僅停留在“頭腦風暴”這一階段。

　　時代不同了。雖然經濟增速放緩，但是中國經濟的崛起已成為事實，2014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為636463億元人民幣，成為繼續美國之后的第二個10萬億美元大國，這也使得中國的經濟總量是日本的兩倍、印度的五倍。如何贏得與之相應的國際話語權將成為中國的下一步努力目標，經濟的衍生必然是政治。

　　如此情況之下，國際社會對于亞投行的反應也趨于分裂。即使在《金融時報》的評論，也充滿了不同聲音，有人認為美國不應該干涉英國加入亞投行，而也有人認為英國加入亞投行是誤判。雖然亞投行背后的政治意圖值得考量，但是回歸經濟角度仍舊可以更好地解讀。回到開頭的問題，林毅夫認為一方面基礎設施建設是亞洲國家經濟發展的瓶頸，另一方面中國積累高達四萬億美元外匯儲備，過去投資美債收益率并不明顯，因此成立亞投行對于亞洲國家以及中國都有利，他在總結各國加入亞投行的熱情時，用了一個頗具中國特色的成語：“得道多助”。

　　眾所周知，林毅夫曾經擔任過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他理解國際機構運作，其解讀也部分代表了中國官方智囊的看法。金立群也引用亞洲開發銀行的測算，亞洲地區在2020年前每年基礎設施投資需求將達到7300億美元。也就是說，在巨大的基礎設施需求之前，現存機構其實沒有完全滿足這一融資需求，中國的加入無疑是增加了融資供給。從經濟學而言競爭總是好事，如果希望避免一些國家擔憂的逆向競爭，對這些國家而言最好的方法是參與規則的制定，在對話與博弈之中達到均衡。

　　觀察亞投行的相關爭議，就仿佛一頭醒來的大象，中國的腳趾剛剛伸出國境，趟入到亞洲，因為身軀龐大，其動靜也分外矚目，就引發了舊秩序的反彈，而這只是中國式全球主義的初期階段。剛剛過世的新加坡“國父”李光耀對中國理解甚深，他曾如此描述中國的外交定位，“中國與其他新興國家不同，中國想按照自己的方式被世界接受，而非作為西方社會的榮譽會員。”

　　這也意味著，中國必然將謀求與其經濟實力匹配的各種“軟實力”，這一過程難以避免，其實現方式則存在多種可能，如果以平和對話而非激烈沖突的模式達成，那么將是多贏。如今的現實情況在于，中國希望加入組建國際新秩序的對話，而且這一趨勢無可回避，亞投行未必是最佳實踐，但如果關閉這一窗口，對于中國和世界而言，一定不是最佳實踐。善意合作的意愿是成功的一半，而另一半則要看亞投行能否在細節中成功執行自己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