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8日，俄羅斯副總理舒瓦洛夫在博鰲亞洲論壇上宣布俄羅斯加入亞投行，使得亞投行又新增了一個重要的成員國。但是作為中國不同尋常的“全面戰略協作伙伴”，相對于其它發達國家成員國的加入，俄羅斯的到來顯得“姍姍來遲”。在舒瓦洛夫副總理宣布俄羅斯加入亞投行前，俄羅斯并未像其它國家表現出較強的加入意向，使得俄羅斯的加入顯得有些突然，而這種種戲劇性的轉變更是不同尋常。

　　俄羅斯對亞投行初期的抵觸

　　3月20日，同俄羅斯政府有密切聯系的非盈利組織——俄羅斯國際事務委員會在其網站上發表了一篇題為《亞投行，新的布雷頓森林體系？》的采訪報道，雖然被采訪的對象——俄羅斯德意志銀行首席分析師雅羅斯拉夫?里索沃里克只字未提“布雷頓森林體系”，但是該網站還是玩起了“標題黨”，用“布雷頓森林體系”來影射亞投行。了解俄羅斯和布雷頓森林體系之間齟齬的人都明白，這反映出來的是俄羅斯對亞投行的抵觸。

　　俄羅斯在初期對亞投行出現抵觸和疑慮的態度是有傳統的。現代俄羅斯的前身——蘇聯，在國際關系當中的行事風格有著其自身鮮明的特點：由于在國際格局的力量對比當中處于相對弱勢，并且作為革命力量面對著舊制度的包圍和敵視，蘇聯對國際秩序的安排采取不信任的態度，但為了保障自身利益并擴展戰略空間，蘇聯又必須作為一個大國參與到國際事務當中，蘇聯在國際秩序的安排中力圖保證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并且難以妥協。

　　靠著這種行事風格，蘇聯霸氣地占了聯合國三個創始會員國（蘇聯、烏克蘭、白俄羅斯）席位，并且確立了“大國一致”的原則，通過規定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在重大國際問題上擁有否決權，保證自己在國際事務當中絕對的發言權。當然，這種行事風格不是回回都吃得開，在蘇聯的經濟實力從未達到過世界第一的前提下尤其如此。蘇聯對不利于自己的國際安排，特別是經濟秩序的安排就采取抵制和拒絕的態度，并試圖另起爐灶，建立一個自己主導的小范圍的“世界秩序”。

　　1944年7月，當參加布雷頓森林會議的蘇聯代表得知會議的議題是將美元定位為世界貨幣，自己將喪失貨幣主權時，他們選擇了拂袖而去。1947年，美國復興歐洲的“馬歇爾計劃”要求蘇聯按照美國的要求去對自身的政治經濟制度做出所謂的“改革”時，時任蘇聯外長的莫洛托夫高傲地宣布“我們不需要這樣的援助”。與此同時，蘇聯帶領著自己的小伙伴建立了內部相互協作的“經互會”來對抗“馬歇爾計劃”，并獲得了其中的領導地位。

　　1952年，斯大林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當中提出了“兩個平行市場”理論，更是把這些與世界經濟體系相對隔離的制度安排上升到了理論的高度，使得這種“獨善其身”的經濟安排成了蘇聯的長期政策。然而，相對于依然強大的國際資本市場，蘇聯主導的“社會主義市場”尚不足以與之對抗，加之社會主義國家在發展當中出現了很多問題，隨著東歐劇變，蘇聯解體，這種“獨善其身”的制度安排最終走到了盡頭。

　　作為蘇聯繼承者的俄羅斯，經濟實力、國際地位遠不及蘇聯時期，面對自身國力嚴重下降，戰略空間嚴重萎縮的內外交困的局面，鞏固俄羅斯現有的戰略空間并尋求突破便成了俄羅斯歷屆政府的當務之急。歷屆政府都采取了鞏固獨聯體+尋求對外合作的外交策略。

　　在同一時期，中國國力迅速提升，擁有了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愿望，加上俄羅斯需要中國的輕工產品緩解蘇聯解體造成的物資短缺，而中國需要俄羅斯的工業技術對自身的工業進行技術升級。于是，中俄這兩個對國際政治經濟舊秩序有改變要求的國家，在后冷戰時代迅速接近。早在葉利欽時代，俄羅斯就和中國一道主導建立了“上海五國”會晤機制，也就是上合組織的前身。而隨著普京上臺，恢復俄羅斯“強大國家”地位的目標日益明確，以及中國自身經濟實力的極速膨脹，俄羅斯同中國的合作的廣度和深度進一步擴大，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上海五國會晤機制——上海合作組織由單純的軍事信任機制成長為政治、經濟乃至文化、科技等諸多領域進行多邊合作的重要平臺。

　　但俄羅斯成為霸權國家的政治野心并沒有隨著蘇聯解體改變，蘇聯解體后遭遇的挫折更強化了俄羅斯制定對外政策時“無利不起早”的特征。蘇聯解體后，雖然綜合國力嚴重下降，但俄羅斯繼承大量的歷史遺產，其大國地位得以保全，因而在其參與的各種多邊機制當中，俄羅斯不放棄任何謀求自身主導地位的任何機會。比如在上海合作機制建立時期，除了中國之外的其它國家都是蘇聯“舊部”，因此俄羅斯充分利用了這一層聯系，經常在上海合作組織框架內拉出自己的“前小弟”們進行一些單邊活動，利用中國當時國際影響力尚不夠強大的機會，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國在上合組織框架內“被邊緣化”。

　　雖然隨著中國國際影響力的迅速攀升，中國早已擺脫了在上合組織當中被邊緣化的危險，但是這樣的小動作仍然存在。比如在2014年9月，俄羅斯青聯借上合組織的名義在俄羅斯巴什科爾托斯坦共和國首府烏法舉辦青年創新論壇，在未通知中方參與又認識到“沒有中國人參加不太合適”的情況下，臨時從友大抓了包括筆者在內的五個中國文科“壯丁”去充門面。而對理工科外行的我們被連續幾天不間斷的各種“新科技成果匯報”（實際上很多“新成果”已經顯得老舊）折騰得七暈八素。我們一行除了筆者在最后一天做的“熱情洋溢”的講話之外則再無建樹，成功地給來自俄羅斯和中亞國家的青年才俊們留下了“上合是由俄羅斯主導，中國只是客人”的印象。

　　普京時代，在縱向上，雖然俄羅斯通過國際油價上漲產生的紅利，一定程度上緩解了蘇聯解體之后的困難境地，經濟實力有了較大幅度的提高。但橫向上，中俄之間的經濟差距卻不斷拉大，想在中俄已有的合作框架下保持自己的“優勢地位”對于俄羅斯來說越來越力不從心。于是，俄羅斯將目光重新投向了屬于自己“勢力范圍”的東歐、中亞地區，打起了“另起爐灶”的主意。

　　2011年10月，時任俄羅斯總理普京以歐盟為參照提出了包括獨聯體、泛東歐地區在內的“歐亞聯盟”計劃，同年11月18日，俄羅斯、白俄羅斯、哈薩克斯坦三國簽署了建立歐亞聯盟的協議，計劃在2015年成立歐亞聯盟。根據歐亞聯盟的設想，到2025年，歐亞聯盟的范圍內將實現商品、服務、資金和勞動力的自由流動，最終建立一個橫跨歐亞大陸，包括1.7億人口，類似于歐盟的經濟、政治共同體。其實質就是要在經濟上統一前蘇聯各國，建立一個俄羅斯為主導的區域經濟、政治集團，早在2006年，俄羅斯和哈薩克斯坦就建立了歐亞發展銀行，如果歐亞聯盟的進程順利的話，不排除歐亞發展銀行在未來成為類似于亞投行的歐亞聯盟的融資機構的可能。

　　綜上，無論是基于在國際事務中傳統的行事風格，還是基于現實的考量，對于努力經營歐亞聯盟的俄羅斯來說，亞投行的設立絕對算不上一個好消息。而哈薩克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這兩個獨聯體國家“擅自行動”，參與籌建亞投行的行為更使視自己為獨聯體“老大”的俄羅斯感到難以容忍，對亞投行的抵觸在所難免。

　　俄羅斯加入亞投行的現實考慮

　　抵觸歸抵觸，俄羅斯最終還是選擇加入亞投行。對于“無利不起早”的俄羅斯人來說，加入亞投行，顯然是追求利益的“俄式外交風格”的又一次鮮明體現。除了俄羅斯自身發展特別是遠東地區的發展需要亞投行的經濟支持之外，俄羅斯加入亞投行還有以下原因。

　　首先，俄羅斯在建設歐亞聯盟的道路上遭遇重大挫折，急需另辟蹊徑，由于地理位置、傳統經濟聯系等因素，烏克蘭是否加入歐亞聯盟一定程度上決定歐亞聯盟的成敗。因此烏克蘭是俄羅斯爭取的重要對象，但自2013年末以來的烏克蘭危機，不僅使俄羅斯深陷孤立，也使烏克蘭加入歐亞聯盟變得遙遙無期，這嚴重地阻礙了歐亞聯盟的建設進程，為了擺脫孤立局面，降低歐亞聯盟建設遲滯造成的損失，俄羅斯急需一個新的多邊合作機制作為自己的戰略支撐點，而亞投行恰恰提供了這樣一個支撐點，使俄羅斯在歐亞聯盟建設遭遇挫折時不至于缺乏回旋的余地。

　　其次，俄羅斯加入亞投行，有利于緩解西方國家制裁的壓力，甚至打破歐洲國家對俄羅斯的制裁。目前歐洲主要發達國家均加入了亞投行，而亞投行是又中國主導下的多邊金融合作機構，俄羅斯加入亞投行，就意味著俄羅斯可以同歐洲主要發達國家在亞投行的框架下展開合作而不受美國的約束，鑒于歐洲國家早有解除對俄制裁的意思，在新框架下，俄羅斯極有可能同歐洲國家達成協議，打開縫隙，甚至有可能打破歐洲國家對俄羅斯的制裁。這大概也是俄羅斯選擇在大部分歐洲國家加入亞投行的時間點上宣布加入亞投行的原因。

　　最后，除了美國、日本等少數發達國家之外，亞投行業已包括了當今世界最重要的經濟體，為各國的經濟合作提供了較為廣闊的平臺。就俄羅斯目前糟糕的經濟狀況以及其建設歐亞聯盟的挫折而言，它不能再游離于世界經濟之外，而俄羅斯想利用亞投行這個平臺密切它自己同世界經濟的聯系，加入這個平臺就是前提條件，所以不管之前俄羅斯對亞投行有什么樣的抵觸情緒，它最終還是加入到了這個平臺之中，而這對于俄羅斯而言，無疑是明智之舉。

　　根據俄羅斯慣常的鮮明逐利的行事風格，可以預料，俄羅斯不可能在亞投行當中“甘當陪襯”。就在舒瓦洛夫宣布加入亞投行之后的幾分鐘，俄新社又刊文宣稱舒瓦洛夫表示愿意與中國在歐亞聯盟的框架下同中國展開深入的合作，這表明俄羅斯還是沒有放棄“歐亞聯盟”，而是企圖通過亞投行，為“歐亞聯盟”的建設助力。俄羅斯“借雞生蛋”的加入動機，也使得俄羅斯很可能對亞投行三心二意，但無論如何，俄羅斯在亞投行申請截止日期前宣布加入，表明他目前認同亞投行的規則和中國的主導地位，這對于中國來說，已經是勝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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