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4月12日，人稱“中國考古第一船”的“中國考古01號”“停靠在文昌清瀾碼頭。

　　經國家文物局批準，西沙群島2015年度水下考古工作于今天起正式啟動。經過2年多時間的精心籌備，備受社會各界關注的西沙珊瑚島一號沉船遺址水下考古發掘、金銀島一號沉船遺址水下考古調查拉開帷幕，啟動儀式今天下午在文昌清瀾港舉行，此次水下考古既是國家文物局2015年重點水下考古項目，也是我省繼2008年華光礁一號沉船打撈之后在南海水下考古領域中的又一次重大邁步。

　　考古發掘水下遺留清代建筑石材

　　西沙群島2015年度水下考古由省文體廳、國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遺產保護中心、三沙市人民政府共同組織實施，考古作業范圍為永樂環礁海域。經過三方的緊密配合和充分準備，今天下午，由25名隊員組成的西沙群島水下考古工作隊搭乘以“中國考古01”號為母船的船隊從文昌清瀾港正式出發，將進行為期45天的考古發掘。

　　我國先民自古以來在南海從事生產生活活動，西沙群島是著名的“海上絲綢之路”航線必經之地，遺留下大量的歷朝歷代的水下文化遺產。根據考古隊前期摸底調查統計，珊瑚島一號沉船遺址和金銀島一號沉船遺址遺留有大量清代中期石質建筑構件與石雕件，從已經掌握的材料推測，應當是當時移居海外的先民，為在移居地修建房舍、祠堂、廟宇等而在國內訂制的建筑材料，由于運送船只失事而遺留在該海域。珊瑚島一號沉船遺址分布面積約100米X200米，水深2至7米，距珊瑚島距離約2000米。金銀島一號沉船遺址分布面積約150米X300米，水深3至9米，距金銀島距離約2500米。

　　協助打擊盜掘盜撈水下文物行為

　　此次啟航，排水量900噸的“中國考古01號”考古船首次亮相文昌清瀾港，作為我國第一艘專業考古船，此次西沙考古也是其遠海的首次航行。此前，該船在遼寧丹東等海域對甲午海戰水下文物考古進行過打撈試航，其裝備的360度舵槳系統，以及船上設有的實驗室、設備室、高壓氧艙等為西沙考古提供了非常便利的條件。此外，除該母船外，船隊還配備了4只輔助船舶參加考古工作，也是海南歷年水下考古工作力量最強大的一次。

　　本次考古工作隊由國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遺產保護中心和廣東、福建、海南、廣西、浙江等省區的專業人員組成，這支隊伍還將協助執法部門在西沙海域開展水下文化遺產執法巡查活動，打擊盜掘盜撈水下文物行為，在考古過程中除沉船發掘和調查外，還將對甘泉島唐宋居住遺址以及海南島周邊海域的水下文物遺存資源進行調查。

　　專家解讀

　　水下考古專家趙嘉斌：“此次考古或將證明海南在海上絲路的重要地位”

　　2015年4月12日，再一次見到趙嘉斌，他在考古隊輔助船甲板層自己的房間里做著出發前的最后籌備。在沒有“中國考古01號”之前，這艘噸位不大的輔助船伴他披荊斬浪赴西沙，在8年前見證了他在華光礁海域的沉船打撈全程。

　　8年前，全程參與西沙華光礁一號沉船打撈工作的趙嘉斌，再度以隊長的身份出現在2015年度西沙水下考古隊的隊員名單之列，無疑為此次沉船發掘帶來了更大信心。

　　作為國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遺產保護中心有關負責人，趙嘉斌是我國水下考古研究的權威專家。對于此次發掘他有著清晰思路：“兩處遺址點均為清代中期福船，此次發掘對象主要為石質建筑構件，與華光礁一號沉船打撈所不同，目前沒有發現保存下來的木質船，所以打撈只涉及水下遺物，這與該海域礁盤環境構造有很大關系，分析認為，木質船板在漫長歷史中很可能已被分解，因此保存下來僅有石雕石像等。”

　　在這一次打撈方案制定中，因為有“中國考古01號”船舶的鼎力支撐，很多過去打撈中難度系數較大的問題得以迎刃而解。比如考古隊到達金銀島和珊瑚島海域沉船遺址點時，可在現場進行測繪測量，然后根據海域情況進行精細布設，再由隊員潛水提取，打撈上來的文物可以在“中國考古01號”船上進行初步保護：淡水浸泡和防腐處理。隨后，提取打撈的沉船文物會被整體運送到海南島，再根據國家文物局與海南省文物局的工作安排進行修復研究。“可以肯定的是，打撈沉船遺物最終絕大部分都保留在海南島，國家文物局會提取很少量部分帶回北京，復原和研究基本都在海南完成。”趙嘉斌說。

　　因為發掘對象均為石質構件，是不是意味著跟過去華光礁沉船打撈的瓷器、鐵器相比，操作難度降低了呢?趙嘉斌認為不是，反而認為打撈的難點恰恰因為它是石器。“經過初測，此次石質構件多為石像石雕石刻，初步判斷是中國船舶運往東南亞地區用于祠堂、廟宇等建設所用，每一個構件都有數百斤重，因為處于礁盤水深很淺的位置，沒有機械可以起吊，所以多數情況下要采用人工方式打撈，而潛水隊員本身又吸氧、負重，操作難度非常大。”

　　雖然已具有豐富的沉船打撈經驗，但趙嘉斌也坦陳，過去對石質構件打撈研究并不多，只有小型的石枕、碇石等，而大型石質構件出現在清代沉船的船貨之中，說明這一時期中國與東南亞國家聯系并未衰落，反而依然有著緊密的聯系，華人在東南亞地區的長期居住，形成了相對固化的文化傳統和宗教形式，他們需要從中國本土引入構件進入東南亞。“當然，在初測中，永樂環礁也發現了少量的瓷器標本，但目前還無法確認這些瓷器是否與珊瑚島金銀島沉船有著必然的聯系，畢竟在這一海域，水下遺存有著多達數萬平方米的散布，推測具有必然性尚有一定的難度。”

　　“西沙群島2015年度考古工作是國家文物局的一次國家層面的規劃，它也具有幾個標志性的意義：一是在南海水下沉船打撈對象中一種延續性得以體現，過去我們關注的水下文化遺存主要集中在宋元時期，那么今明兩年的研究重點放在了明清;二是國家考古目光也漸漸開始關注海南島，過去研究中，船只建造也好，船體本身也好，多是福船和廣船，打撈的瓷器中最多的也是來自福建、廣東和景德鎮，而伴隨著西沙群島2015年考古工作的展開，視角逐步推移，也把海南島本島和四周海域作為研究重點，在海南島周邊海域開展調查已有專業隊伍和專門的經費保障。”

　　趙嘉斌認為，2015年度西沙考古的重大意義還在于，近年來海南島也陸續發掘了一些新遺址點，通過與西沙海域打撈構件進行對比，倒推海南島本島的產品中的一部分也曾經用于海上貿易和交換，這表明，海南島或許在古代并不僅僅是北方船舶的補給點，也可能是船舶貨物的補充地，進而推測海南島在海上絲綢之路上與東南亞國家有著更為緊密的關聯，扮演著更為重要的角色。

　　“無疑，在任何情況下，中國古代船舶面向外海的補給中，最后一次補給地一定是在海南島四周，對于這一論證已呈現出很多線索，都有待今年考古中加以驗證，對于海南島在海上絲綢之路存在的意義和位置，通過此次考古，都將有新的解讀。”趙嘉斌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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