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7日，英國將迎來大選，目前的英國已進入“選舉節奏”。

　　在這次選舉中，入主唐寧街10號已5年的英國首相、保守黨領袖卡梅倫能否繼續留任，受到了來自工黨領袖、英國前外交大臣大衛·米利班德的挑戰。英國《衛報》4月14日發布的最新民調結果顯示，卡梅倫領導的保守黨獲得了39%的支持率，與上次民調相比提高了3個百分點，這是保守黨自2012年3月以來獲得的最高支持率；米利班德領導的工黨則獲得了33%的支持率居第二位，相比上次小幅下降2%。盡管如此，保守黨依然遠談不上穩操勝券，在離選舉還有20多天的時間當口，預言“鹿死誰手”還為時尚早。

　　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所歐洲政治室副主任趙晨在接受中國青年報采訪時分析稱，此次選舉算得上是英國自二戰以來競爭最為激烈、不確定性最大的一次選舉。

　　英國大選選情空前膠著

　　根據英國的選舉規則，一個政黨要至少贏得下議院中650個席位中的326個，才能以絕對多數優勢獲得執政權。但是目前看來，此次大選沒有一個政黨有實力贏得絕對多數的議席，因此，最有可能出現的情況是需要由兩個或多個政黨組成聯合政府。

　　趙晨認為，這次英國大選呈現出的膠著選情，主要是由于近些年來的英國政治圖譜中，出現了主流政黨影響力下降、極端政黨影響力上升的趨勢。“這種趨勢在去年的歐洲議會議員選舉中已經顯現出來。” 趙晨說，2014年5月，在英國的歐洲議會議員選舉中，持反歐盟立場的英國獨立黨獲得了28.73%的選票，在所有政黨中排名第一。

　　極端政黨影響力上升，在一定程度上分流了主流政黨的選票，使得主流大黨無法單獨執政。如果要組建聯合政府執政，“與誰聯合、如何組閣”又成了一個不確定的問題。趙晨認為，如果聯合政府中包含了極右傾向的英國獨立黨，下一屆英國政府的政策勢必會受到相應的影響。

　　趙晨認為，“作為應對極端黨派崛起的策略，在這次選舉中，也不排除保守黨與工黨聯合執政的可能性，雖然這種組合在以前的英國政治中是不可想象的。在極端政黨影響力擴大的威脅之下，英國也可能出現歷史上首次由左右兩大主流政黨聯合執政的情況，類似情況在德國已經有先例。”

　　“卡梅倫的政策不會被根本性推翻”

　　4月13日，工黨領袖米利班德拋出了他的“競選綱領”。身為左翼政黨候選人，米利班德的競選綱領較保守黨而言更傾向于注重社會公平，比如他提出，要通過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削減學費等方式提高普通工薪階層的生活水平，同時通過征收豪宅稅等方式讓富人承擔更多責任。

　　不過，趙晨認為，英國左右兩黨的執政理念分歧，也許并沒有許多人想象的那么大。他說：“在競選階段，保守黨和工黨的競爭理念是很不相同的，但事實上兩黨的政策分野不是那么大，工黨的理念事實上是在向保守黨靠攏。”英國人都感受到了，卡梅倫政府執政后推出的經濟政策是卓有成效的。保守黨政府通過大幅度推行經濟自由化政策、削減公職人員數量等方式縮減赤字，去年英國的經濟增長率達到了2%~3%的水平，這在歐洲而言是比較突出的成績。英國的大企業和金融機構保持了活力，在數字化、信息化方面，英國的腳步也走得很快。

　　趙晨據此認為：“即便是工黨推出的競選綱領，也并沒有對目前執政黨的政策作出根本性的改變。假使工黨通過這次大選獲得執政權，也不會根本改變卡梅倫所推行的這些自由主義經濟政策，而只會向社會公平、社會正義的方面作出一定調整。”

　　英國“退歐”前景的“檢驗閥”

　　除了經濟政策略有不同，英國是否會退出“歐盟”，是此次大選中對壘兩黨的另一個政策分野。

　　對于“退歐”議題，工黨領袖米利班德曾表態說，工黨會致力于使英國繼續留在歐盟，并且會讓英國在歐盟內回到“領頭羊”的位置。而今年年初英國首相卡梅倫則表態說，如果在選舉中保守黨能夠繼續執政，他將可能把原先承諾到2017年才舉行的退出歐盟公投提前。而此前的一些分析認為，卡梅倫承諾2017年舉行退歐公投，實際上是一種拖延策略。趙晨認為，卡梅倫的這番表態，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迎合民意”，但事實上英國的經濟精英和主流政黨的政治精英都明白一個道理，“歐洲的共同市場對于英國而言是極為重要的”。但是，在英國“反歐盟”民意上升的影響之下，兩大主流政黨實際上或多或少都會受到影響。

　　趙晨認為，這次大選在一定程度上是英國“退歐”前景的“檢驗閥”。

　　英國對華政策將保持穩定

　　今年3月，英國率先宣布申請以創始成員國身份加入中國倡議成立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這一舉動受到國際社會的極大關注。英國成為第一個申請加入亞投行的主要西方國家和歐洲國家，客觀上引發了眾多西方國家陸續申請加入亞投行的“多米諾骨牌效應“。

　　那么，英國大選過后，新一屆政府的對華政策會發生改變嗎？趙晨分析認為，不管在這次大選中哪個政黨上臺執政，中英關系都可能會保持良好的發展趨勢。他說：“注重實用主義是英國外交的特色，英國的主要政黨對于自由貿易政策以及中英經濟合作都持普遍的支持態度。而英國的文官制度的穩定性，對于兩屆政府執政理念的重大偏差也會起到一定的緩沖作用。因而，從整體上說，英國今后對于亞洲和中國的政策應不會有太明顯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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