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州向石家莊“取經”，引發論戰的背后，折射出地方環保治理的急切心態。

　　據《每日經濟新聞》記者了解，今年以來，包括鄭州在內的被環保部約談的城市已達到10個。而這一場約談風暴正在從環保部向下傳遞。

　　8月11日，從內蒙古自治區環保廳了解到，近日，針對環保部華北督查中心督查發現及央視媒體報道的超標廢水排放問題，呼和浩特市環保局約談了內蒙古阜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齊魯制藥（內蒙古）有限公司、內蒙古天浩紙業有限公司三家企業負責人。

　　與此同時，就在幾天前，因污水垃圾處理設施建設滯后，廣西39名縣長被廣西自治區相關部門約談。

　　記者梳理發現，近幾個月來，陜西、河北、海南等多省都在環保領域推進約談工作。

　　對此，全國工商聯環境商會秘書長駱建華在接受《每日經濟新聞》記者采訪時說：“通過約談實際上是上級政府對下級政府的行政監督具體化了，現在看來效果非常明顯，會成為一種常態化的上級機構督查下級機構（治污）的機制。”

　　地方政府被逼上治污“戰場”

　　地方政府是治污的主力軍，為此，新環保法第六條明確提出，地方各級人民政府應當對本行政區域的環境質量負責。

　　今年5月，《關于加快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意見》正式印發，明確要求，嚴守環境質量底線，將大氣、水、土壤等環境質量“只能更好、不能變壞”作為地方各級政府環保責任紅線。

　　然而，對于新形勢下的環保責任擔當和工作要求，一開始一些地方明顯感覺到“不適應”。

　　公開資料顯示，今年上半年，環保部多次組織督查組開展大氣污染防治專項督查，利用無人機開展執法檢查，對存在污染問題的地方進行“回頭看”等，檢查的結果顯示，一些地區的環境違法問題依然突出。

　　為督促地方政府加強環保工作推進，約談成為了一把“利器”。今年以來，環保部對10個城市實施約談，僅在華北環保督查中心管轄區域，被約談后，就有共57名地方相關主要負責人被批評、警告、免職。

　　實際上，在稅收、就業等因素干擾下，地方政府對于保護工作的干預一直是業界爭議的焦點，尤其是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關系的爭論愈發激烈。但是，約談力度加大，讓地方政府不得不投入到大氣、水、土壤污染防治的“三大戰役”中來。

　　以鄭州為例，2015年7月底，鄭州因上半年大氣環境質量惡化、空氣質量城市排名倒數第三被環保部約談，今年8月，為實現“約談藍”，鄭州市委、市政府主要領導將帶隊到周邊城市取經，學習如何針對性治理空氣污染，即便是空氣質量倒數第五的石家莊仍被作為治霾的“取經”對象。

　　被約談之后，地方的環保壓力在加大，也說明約談的效果比較明顯，駱建華認為，治霾“取經”肯定是找污染重的地方，相互之間更有可借鑒之處。

　　地方刮起“約談風暴”

　　呼和浩特市環保局約談了內蒙古阜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齊魯制藥（內蒙古）有限公司、內蒙古天浩紙業有限公司三家企業負責人，并提出七項整改要求和處理意見，包括：呼和浩特市環保局、玉泉區環保局、開發區環保分局對三家企業整改落實情況進行聯合督辦，派駐執法人員駐廠督導，確保企業整改落實到位。

　　在環保方面如此大張旗鼓地約談企業整改，在新環保法實施之前并不多見，尤其是作為西部地區，更值得關注。

　　值得注意的是，不僅僅是內蒙古自治區的呼和浩特一地，在環保部頻繁約談的高壓之下，為避免被“請喝茶”，環保約談工作正在從環保部層面向地方傳遞，地方政府上級對下級、政府對企業的約談也有愈演愈烈之勢。

　　駱建華介紹，環境保護的主力軍是地方政府，今年上半年可能主要還是環保部在行動，但是，環保約談正逐步向從環保部向地方政府傳遞。

　　今年8月，由于城鎮污水處理設施建設不力，廣西自治區住建廳等部門對工作滯后的陸川等39個縣政府領導進行了警示約談。

　　同時，2015年5月，在海南省主要污染物減排和大氣污染防治工作約談會上，由于未完成主要污染物減排或大氣污染防治工作任務，海南五個市縣政府和三家企業負責人被海南省環保廳約談并要求整改。

　　今年4月，陜西省環保執法局對29家超標排放問題嚴重企業的負責人進行約談；河北省環保廳公開約談履行環保職責不到位的5個市縣區行政負責人，并當場簽訂了“限期整改協議”。

　　駱建華稱，新環保法有很多有效的制度，但是，對各地政府的一種新的制度設計就是約談，通過這種方式給地方政府壓力，讓壓力轉化為環保的動力。

　　約談實際上是上級政府對下級政府的行政監督具體化了，效果現在看來是非常明顯，駱建華說，可能要慢慢把其總結好，形成更好的制度，作為環保的有力武器，會成為一種常態化的上級機構督查下級機構的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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