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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3月8日人大記者會上，關于中日關系問題的一問一答，耐人尋味。

　　日本NHK記者向中國外交部長王毅提問時稱：“在日本有不少民眾認為中國是不是利用歷史問題作為武器來貶低日本這些年來對世界和平的貢獻，中傷日本在國際上的信譽。如果中國作為大國有寬廣的胸懷，是不是應該調整對日政策？”

　　這一問，倒是道出日本有些人、特別是右翼政客的心病。

　　資料圖：2015年5月23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出席中日友好交流大會并發表重要講話。

　　本來2015年應是中日兩國共同以史為鑒、共謀面向未來新局面的機遇之年。“大國的寬廣胸懷”本應體現在反對法西斯、維護世界和平這個世界共識上，促使兩國人民站在同一邊，重新思考歷史，卸下歷史包袱。可是日本有些人的辦法確實令人糾結：一是，一碰到歷史問題就跳腳，以“利用歷史問題作為武器來貶低日本”，總是倒打一耙。二是，一碰到歷史問題就“驚愕”。例如，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1月29日舉行的眾院預算委員會會議上，就對美國歷史教科書記載南京大屠殺一事表示“驚愕”。三是，一碰到歷史問題就“耍賴”。所謂“安倍談話”，就在極可能地回避“殖民統治”、“侵略”、“道歉”等關鍵措辭。甚至安倍在一次電視節目中還表示，“我想要發表的談話，（重點）不是要不要使用迄今為止被不斷重復的文字，而是安倍政權在迎來70年之際有何思考。”似乎美化日本的侵略歷史，掩蓋了罪行，日本才能走向光明的未來。

　　為此，王毅部長坦率地回答：“你剛才又提到了歷史問題，這個問題一直在困擾中日關系，所以我們不禁要問一聲，究竟原因何在？我想起一位中國的外交老前輩在這個問題上的主張，他認為，加害者越不忘加害于人的責任，受害者才越有可能平復曾經受到的傷害。其實，這句話既是人與人的交往之道，也是對待歷史問題的正確態度。日本的當政者在這個問題上做得如何，首先請捫心自問，世人也自有公論。70年前，日本輸掉了戰爭。70年后日本不應再輸掉良知。是繼續背著歷史包袱不放，還是與過去一刀兩斷，最終要由日本自己來選擇。”

　　這一答，針對著日本的“心病”，顯出了中國的心誠！

　　中國人最喜歡的經典是孔子的《論語》，我們從小就背誦。《論語》說，“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意思是一個人如果不講信用，那么就沒什么可肯定的了。譬如大車沒有輗，小車沒有軏，如何能行動呢？

　　民無信不立，國無信怎么立？國而無信，“其何以行之哉？”

　　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之際，日本是否認和淡化侵略歷史、繼續將那筆負資產背下去，還是真誠深刻反省侵略歷史、輕裝前行？中日關系歷史殷鑒尚在，應當“三思而后行”。

　　第一，作為政治精英，知識分子，要擯棄以自己的價值、自己的模式強加于人的僵硬思維，超越“一山不容二虎”的狹隘心態。

　　日本是亞洲最大的發達國家，中國是世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發達的，要繼續發達，而且欲全方位發達。發展的，正快速發展，而且是大塊頭崛起。發達，是日本的硬道理。發展，是中國的硬道理。都硬，是真的；都得講道理，也是真的。兩大國雖處于不同發展階段，卻走在“可持續發展”的同一條軌道上，只能相向而行，不可迎頭相撞。如果發達的總想遏制發展的，天下只許我發達，不容人發展，只能自找麻煩，徒增煩惱。如果發展的總是與發達的對著干較勁，悶著頭生氣，也會引來麻煩，徒增干擾。大家都要摒棄冷戰思維，客觀理性地看待對方的發展。發達的，要有“包容性增長”的胸懷；發展的，要有堅持和平發展科學發展的定力。地球只有一個，亞洲本應一家，你要發達，我要發展，當然難免競爭。但相互競爭中還要相互合作，善于控制競爭、發展合作，在合作中求發展，在競爭中謀優勢。競爭，不是在各種形式的動蕩和地緣政治沖突中火中取栗，不是幻想美國“重返亞太”遏制中國而狐假虎威，更不是固守冷戰思維甚至再打熱戰而拼死一搏。只能以“和”為貴，爭取和諧發展，互利共贏；要致力于在不同領域和不同層次中擴大和深化“利益匯合點”，構建“利益共同體”。

　　就日本來說，100多年前是沿著福澤諭吉提出的“脫亞入歐”路線崛起的。福在《脫亞論》中說，“當今之策，我國不應猶豫，與其坐等鄰國的開明，共同振興亞洲，不如脫離其行列，而與西洋文明國共進退。對待支那、朝鮮的方法，也不必因其為鄰國而特別予以同情，只要模仿西洋人對他們的態度方式對付即可。與壞朋友親近的人也難免近墨者黑，我們要從內心謝絕亞細亞東方的壞朋友。” 這樣的“脫亞入歐”論，當時是說日本不與中國腐敗的清朝政府同伍，雖有一點道理，但也一度催化過帝國主義意識在日本的發育。

　　今天的日本，若還有人要把中國當作“從內心謝絕亞細亞東方的壞朋友”，那就太輕看了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的發展態勢，太看不清當今的世界潮流了吧？中國已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亞洲第一大經濟體。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家普遍認為中國經濟可再以7%以上的速度增長20年。21世紀是亞洲和太平洋的世紀，2010年亞洲對全球經濟增長率的貢獻超過45％，亞洲和太平洋地區擁有龐大的人口和市場，有能力創造和掌握各種先進科技，是世界經濟最活躍的地區。日本的有識之士已在呼吁，“要從過去持續了一百五十年的脫亞入歐路線向重視亞洲路的線轉變”（日本內閣官房參事松本健一語），應該以“以鄰為伴，以和為貴”的心態，以重建振興、繼續發展的態勢重返亞洲。這種理智的聲音，在“北京—東京論壇”上不絕于耳。曾培炎先生在開幕會上也指出，中日兩國占亞洲經濟總量的60%，我們應該更好地把握亞洲的機會，為了中國也為了日本，為了亞洲也為了世界。

　　13億人的中國，總要發展。為什么真的會走和平發展道路，不對他國構成威脅？這不僅因為中華民族自古就是一個愛好和平的民族，更是因為中國人民從近代以后遭受戰亂和貧窮的慘痛經歷中深感和平之珍貴、發展之迫切。尤其從現實來看，中國現代化是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現代化，中國塊頭大，難免動靜大。13億人是可以把一切成就縮小的“分母”，也是可以把諸多問題擴大的“分子”。我們必須聚精會神推進現代化，集中精力解決發展和民生問題。即使中國將來強大起來，和平依然是發展的基本前提，沒有理由偏離和平發展道路。中國堅持和平發展，乃其決定因素和內生動力所決定，是基于自己基本國情和文化傳統、基于國家根本利益和長遠利益、基于發展趨勢和客觀規律的，堅定不移的戰略抉擇，不是為了說服誰、取悅誰、忽悠誰，當然也不是因為害怕誰。

　　中國要走和平發展、和平崛起之路，也是因應世界大勢，遵循客觀規律使然。冷戰已結束二十年。一部冷戰史深刻揭示了經濟社會的發展規律。社會主義可以在不發達國家建立，不可能在不發達國家立足。社會主義不僅以意識形態論優劣，更要以生產力發展水平論高低。近代大國經濟的發展大都涉及到對煤、石油等不可再生資源的大量需求，其崛起過程中為滿足這種需求，往往靠堅船利炮、圈占土地、奴役他人來掠奪，“以霸強國”，自然“國強必霸”。中國的發展必須避免、也不可能再走這條路。中國正走出一條與以往大國崛起不同的、新的和平發展道路，堅持把發展的基本點放在主要依靠自身力量和內需拉動上，同時多層次全方位寬領域的對外開放，充分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堅持中國的發展與世界的發展相統一，順應全球化發展趨勢，努力實現與各國的互利共贏、共同發展、可持續發展。中國堅持的社會主義，不是冷戰時期那種與西方世界不共戴天的對手，而是順應經濟發展趨勢，融入世界市場體系，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世界多極化趨勢中，致力于世界不同領域、不同層次擴大和深化利益匯合點，構建利益共同體，從而為自身爭取和平發展的外部環境，又以自己的發展促進世界和平的社會主義，當然不是與誰冷戰的社會主義。

　　第二，作為普通民眾，要多一點文化溝通，文化交流，這有助于政治精英們把心態放平和，多一點登高望遠、從長計議的理性權衡和政治互信，少一點浮躁淺薄的感情沖動和形勢誤判。

　　中日兩國“兩千年友好，五十年對立”。

　　“五十年對立”，當然應該引以為鑒。正像福田糾夫先生說過的，“只有正視過去，具有該反省的地方反省的勇氣和智慧，才有可能期待將來不犯錯誤”。不忘歷史不是要延續仇恨，而是為了更好地汲取歷史教訓，更好地面向未來、開辟未來。

　　“兩千年友好”，鑄就了中日關系的獨特優勢。兩國友好交往歷時之久、規模之大、影響之深在世界文明發展史上也屬罕見。中日關系的發展與中國同其他西方國家關系很不一樣的地方在于兩國文化在淵源上存在很多相同之處，不僅影響到雙方的價值理念，也直接推動了中日交流。中日兩國一衣帶水，有著源遠流長的相互交往、相互師從、相互傾慕的傳統。例如，兩國的佛教交流史，就是一部受制于政治而又能夠超越政治，存于時空又能夠飛越時空的歷史。這是通過一個共同信仰、薪火相傳培育而成的歷史，一種偉大精神、一以貫之凝聚而成的歷史，一批偉大人物承前啟后鑄就而成的歷史，一些友好組織不懈努力譜寫而成的歷史。

　　每逢中日關系遇到困難時，文化的力量、民間的力量就會站出來，潛移默化持續不斷地努力。它堅信：總有同一縷春風同時吹綠大洋彼岸，總有同一域海水不分國界來回流動。

　　第三，對政治精英和普通民眾這兩個方面都還比較好辦，因為他們歸根結底是有理性、講道理的。難辦的是，兩國都可能出些極端分子固執己見，蠻不講理，挑起事端，制造麻煩，把誤解夸大、把隔閡加深、把仇恨煽起、把怒火點燃、把事情搞砸。所以當務之急，是要警惕和防范極端主義思潮的泛起和危害。

　　當今世界，容易出極端主義。盡管和平與發展是當今時代的主流，不同國家、民族、宗教之間的對立和沖突卻仍然此起彼伏。近百年來，隨著西方強勢文化的擴張，自我中心主義、西方至上主義的思潮洶涌澎湃，與之相對立、相對抗的思潮也就相伴而來。“恐怖主義”與“單邊主義”或“霸權主義”，正是在這種對立和對抗中各執一端。其共同的實質都是要以自我為中心，都要求對方絕對服從自我，我方必取而代之。

　　當前形勢，也容易出極端主義。在全球經濟蕭條、危機不斷引爆的當今背景下，特別是在工業化國家失業率普遍趨高的背景下，國民心態是最脆弱的時候，民族主義最容易被“極端主義”發動和操控為一種不理性的、短視的群眾熱潮。而為了獲取選票，政治家也容易被極端主義操控甚至綁票，做出非理性的決策，采取不理智的行動，以至擦槍走火，擴大危機，導致局面不可收拾，引發難以預料的災難。

　　極端主義是一種偏執的、狹隘的、利己的、排他的、狂妄的、煽動性極強的世界觀，其行為的最高發展就是恐怖主義。當今，在世界各地和許多國家都可以看到它的復活，成長和膨脹。

　　中日關系當下的主要危險在于“右翼極端主義”分子的挑釁和煽動。我們對此必須高度警惕和防范。否則，正如日本諺語所說，中日兩國就“不是狗咬尾巴，而是尾巴在戲弄狗”！

　　歷史殷鑒尚在，請君三思而行，中日兩國當相伴相攜，一路走好。

　　（作者為中央社會主義學院黨組書記、第一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