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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的圖書出版主要有三種形式，即官府刻書、私人刻書和書坊刻書。其中，官府刻書絕大部分是儒家經典著作或佛道經典；私人刻書主要是家譜、先人著作、私人著作以及私塾使用的初級讀物；與其他兩種形式不同的是，書坊刻書是以滿足市場需要為目的進行印本書的生產和銷售。明代之后，書坊生產的圖書種類多、數量大、流傳廣泛，在當時圖書出版業中占有重要地位，也成為舊時市民文化的一個縮影。

　　中國古代書坊出現于唐代，這是因為科舉制度的發展，讀書人對書的需求量逐漸增加。那時，書坊刻書內容非常豐富，有儒家經典、文集、雜記、占卜書籍等。到了宋代，圖書逐漸由印刷代替了手抄方式，圖書生產效率的提高，加速了書坊業商業化的進程，張擇端的名畫《清明上河圖》中就有一家店鋪的招牌上標著“書坊”二字。那時出現了京城汴梁、浙江和福建3個刻書中心，誕生了很多刻書世家，其中以建安余氏和臨安陳氏最為著名。南宋詩人劉克莊贈友人陳起詩云：“陳侯生長繁華地，卻似蕓居自沐薰。煉句豈非林處士，鬻書莫是穆參軍。雨檐兀坐忘春去，雪屋清談至夜分。何日我閑君閉肆，扁舟同泛北山云。”此詩敘述了陳起在鬧市中開了一家書坊，賺錢的同時還能怡情養性、悠閑自得。

　　到了明代，書坊繼續繁榮，那時一些市民通過經商等手段快速積累財富后，不僅需要大量奢侈品充實生活，更需要通俗文學讀物娛樂身心。當時書坊的主人們紛紛迎合這樣的社會形勢，推出了很多流傳甚廣的通俗讀物，在這些通俗讀物中，從組稿到印刷、出版無不凝聚著書坊主人們的心血。

　　明代文人凌濛初在其編著的話本小說集《拍案驚奇》系列的序言中介紹，他是看了同時代頗受讀者歡迎的作家馮夢龍及其《三言》系列作品后受到啟發，在“肆中人”的慫恿下“取古今來雜碎事，可新聽睹、佐談諧者，演而暢之”，寫了《初刻拍案驚奇》，這里的“肆中人”當指書肆中的人，書肆即為書坊，可以說是在書坊中人的努力下最終促成了明代經典讀物《拍案驚奇》系列的問世。《初刻拍案驚奇》出版后，效果非常好，所以書坊又有“二刻”之請，凌濛初在《二刻拍案驚奇小引》中交代：“賈人一試而效，謀再試之。”可見，當年這些通俗讀物的發行完全是書坊主人迎合市場需要來運作的。

　　和“三言二拍”相似，清代《新刻鐘伯敬先生批評封神演義》也是從書坊中走出來的通俗小說。該書金閶載陽舒文淵梓行本“邗江李云翔為霖甫撰”序云，在書坊出版前，這本書經過當時文人的整理和修訂，“余不愧續貂，刪其荒謬，去其鄙俚，而終每回之后，或正詞，或反說，或以嘲謔之語，以寫其忠貞俠烈之品，奸邪頑鈍之態，于世道人心，不無喚醒耳。”可見，書坊對于這些經典通俗小說的傳播與繁榮功不可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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